司馬遷認為伯夷、叔齊有怨，司馬遷認為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是在賭氣，並且質疑孔子的話，司馬遷認為伯夷、叔齊內心其實是有怨的，不然就不會在餓死前做采薇歌。

我認為沒有怨。他們對文王不接受他們的諫言感到很失望，隱居首陽山並不是睹氣，有人認為他們在餓死前做的采薇歌是他們故意留下，讓世人了解他們的怨，我倒不怎麼認為因為伯夷叔齊很明顯是品格很高尚的人，因為他們本來都有機會繼承父親的王位，可是他們不慕名利，當然他們也沒有理由刻意做采薇歌讓後世知道他們的怨。

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所以為匡正世俗他站在「義命對揚」的立場，主張「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伯夷讓國是孔子教育萬民的活教材。

而史遷最尊敬的兩名人物分別是孔子與屈原。對於讓國的態度史遷在理性上跟孔子一樣認為伯夷的確當是如此，但在感性上史遷卻將伯夷、屈原甚至孔子本人與自己的影子重疊了，這些人同樣曾為仁義而遭遇惡事，史遷對伯夷的評述就比較偏向感性，因為怎麼說不得以離鄉背井而難過都是人的天性。是以個人認為伯夷有怨無悔；離鄉有怨、讓國無悔。

《孟子‧萬章‧章句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個人認為孔子所讚揚的並非伯夷、叔齊本人而是針對其讓國的行為，並藉此褒獎不慕榮利的精神，孔子並未對伯夷實際的環境多做考量。

以儒家的觀點而言至少叔齊是該回國或該被勸回國的，因為兩人雙雙逃國的行為不僅有違儒家的入世精神，更容易造成朝政動盪導致內憂外患，遑論繼位者不見得可以更賢能。昔孔子莞爾而笑曰：「殺雞焉用牛刀？」尚且對弟子們補上一句「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對於國事，聖之時者想必是更加戒慎小心、不敢兒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