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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伴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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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前言〉〈人無法遁逃於天地之間〉〈越被禁止，越想嘗試〉〈道德偏見的代罪羔羊〉〈活著才有希望〉
〈指責別人比指責自己容易〉〈偽裝是人的天性〉〈為生存而放棄自我，將導致自我的毀滅〉
〈每個人都需要「家」〉〈以不變應萬變〉〈絕望導致重生〉〈以人格分裂來維護自我的完整〉〈窗外有藍天〉
〈雖然客觀的情勢無法更改，但人可以選擇反映的方式〉〈絕對的自由也是絕對的孤獨〉〈人其實是善惡同體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女人作為一種「第二性」(比男性差的性別)〉
〈女人安於「第二性」以確保自己的存在不受威脅〉〈以幻想來滿足不可能達成的慾求〉
〈弱者以壓迫弱者而成為強者〉〈群眾是盲目的〉〈偽善--人的悲劇性格使人無法做自己〉
〈「他人就是地獄」--人之悲劇源於其所存在的社會結構〉〈在跌倒的地方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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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伴我行＞—在跌倒的地方站起來 作者：樊明德 片名：真愛伴我行(Malena) 導演：朱賽貝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 演員：莫妮卡貝露琪(Monica Bellucci)、朱賽貝薩法羅(Giuseppe Sulfaro) 論點：「原慾」、「他人就是地獄」、偷窺與注視、「印象整飾」、偽善、「輿論暴政」、「主我」與「客我」、「戀物症」、心理距離、雙重標準、異鄉人、代罪羔羊、投射 愛美是人的天性，但美麗會不會是一種哀愁？劇中女主角瑪蓮娜擁有「西西里第一美臀」的綽號，當她第一次緩緩出現時，時間立刻靜止，全部活動暫停，成排的少年將身上所有細胞凝結，匯聚一切生命力，注視這位性感女神。是的，瑪蓮娜是「原慾」（libido）的化身，雖然社會一再的壓抑，使「原慾」包圍於重重的藩籬中，深怕其脫逃而難以駕馭，但瑪蓮娜的美麗波瀾壯闊，很難抗拒，直撲人們一願蠢蠢欲動的心。 瑪蓮娜總是一臉落寞，走路時視線低垂，極力避免與旁人的目光接觸。她在逃避什麼？當然是人們的注視，一種夾雜情慾、忌妒、欣賞、敵意與佔有的眼神。由於她的美太突出，成為眾人注視的焦點，遂引發心理學上「知覺顯著性」（perceptual salience）的效果。她成為眾人八卦的對像，人們將各種情緒揉入這個素材裡，赤裸裸地投射出人性的貪婪與偽善。瑪蓮娜的一舉一動都被注視著，不論是白天或夜晚，不管是公開或私下，她像一個透明體般毫無遮蔽，這種被迫暴露的感覺，使她的靈魂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而不得片刻的安寧。
瑪蓮娜隨時隨地被注視著，即使在自己家裡，她的一舉一動仍逃不過小男孩的窺視。被監控的感覺使自己由主體降格為「他者」或「客體」，成為沙特所謂的一種「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個人必須隨時顧慮到他人對自己的感覺，在相當的程度上犧牲自我以符合社會的期待，流失自我的完整性。所以我們在公眾場合時會盡量避免與陌生人正面的目光交接，在擁擠的公車中或電梯上我們會自動的移開視線，以避免他人或自己被降格為客體。 沙特認為注視不一定要透過眼睛，也不一定非得有人在場，往往，我們可以想像他人的注視，使得注視無所不在，而我們也難以遁形，沙特認為：「他人的注視不一定是『看』，不一定是兩個眼球在我身上的聚焦，在樹枝的沙沙聲中，在寂靜中忽然響起的腳步聲中，在百葉窗的微縫裡，在窗簾的一次輕微晃動中，都可以表現出一種『注視』來。」（李傑，民90，p.112） 因為我們深怕被偷看，所以刻意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但我的想像卻在我的懼怕中不時的啃噬我的心靈，寂靜中忽然響起的腳步聲，可能只是一位匆匆的過客，但卻在自己的防衛心態下，以為可能是為了「注視」自己而來，於是不自覺地開始分泌腎上腺素，並專注腳步聲的可能變化。 瑪蓮娜之所以落寞，也是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不在受眾人注視、批評，就像一群醫學院的學生，在教授的帶領下解剖屍體一樣，被解剖的對象毫無尊嚴可言。沙特進一步解釋這種無所不在的注視：「沙特假設了這樣一種情況，我正彎腰伏在鎖孔上往裡面窺視，忽然聽到了腳步聲，我全身產生一種羞恥感--有人看見我了。我直起身來，朝空寂的走廊掃視，發現原來是一場虛驚，於是我鬆了一口氣。這雖然是一場虛驚，但卻揭示了他人的無所不在，注視的無所不在，所以這場虛驚也會使我放棄我不光彩的窺視行動。在虛驚之後，如果我還要堅持繼續做下去，我就會感到我的心在狂跳，我留神地聽那些細微的聲響，提防樓梯上任何一點類似腳步聲的喀嚓聲。這表明，他人並沒有隨著我的一場虛驚消失，並沒有因為我知道那不過是我的錯覺而消失。相反，他人現在是無處不在了。在我的四周，在隔壁的房間裡，到處都有他人的存在，到處都是他人的注視，這種無所不在的注視使我強烈地感到我的『為他』的存在。」（李傑，民90，p.112） 雖然我們不喜歡被注視，但卻喜歡注視別人，就像我們去動物園看動物一樣，這樣的注視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這也是人們喜歡注視瑪蓮娜的原因之一，注視給平淡的生活帶來些許的樂趣，而且越是隱藏的事物，越能引起人們的興奮。 這部影片的特色之一是門縫中虎視的瞳孔放得不能再大的一隻眼睛，雖然來自小男孩，但是，不也像徾我們心中如小孩般原始的欲望?
那麼從鎖孔上窺視會帶給我們哪些樂趣呢？第一，有從事「被禁止事物」的興奮感，我們一出生就有一連串的「應該」與「不應該」型塑我們的心靈朝向統一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ciousness），雖然集體意識具有安定的功能，但過度強調的結果卻壓抑了個別性，如果個別性不符合社會規範就被視為異常，是不應該的行為。但這股表現自我的力量不曾消失，始終在尋找機會，伺機而動，然而，被社會定義為「不應該」的或「異常」的事物，其實有些是違背人性的，而從事「被禁止」的事物，提供人性渲洩的管道，此時身心因為能量的渲洩而悸動著。 第二，我們可以由注視別人而了解自己。顧里（C. Cooly）曾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概念，認為我們的「自我概念」（ self-concept）是透過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而形成的，他人是我們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我們理解與定位自己。 然而，我們比較容易在公開場合捕捉人們的角色行為，作為己身行動的依據，可是，那些被社會所禁止的異常行為，就必須透過窺視來取得比較的標準，當我們窺視時，一方面是在比較自己的「異常」是否也是一種「正常」，二方面也在探索自己被壓抑的潛能，藉由觀察別人，而得到啟發。沙特說表示，我們是在體驗自我的過程，因而體驗到他人；相反的，透過他人的顯現自身，我才能像對一個對象做判斷一般對自身做出判斷（李傑，民90）。 第三，窺視/注視別人作為一種「投射」（projection），人們對瑪蓮娜的評論多數是不公正的、扭曲與誇張的。她去照顧獨居的老父，人們就宣稱她與情夫幽會。她丈夫一死，人們又取笑她說她一定孤枕難眠。從頭，瑪蓮娜就被貼上一個淫蕩的標籤，成為人們嘲諷的對象。當然有許多男人想與瑪蓮娜相好，貪圖美色是人之常情，但為了面子，人總不能承認自己好色，但卻認為瑪蓮娜，以及與瑪蓮娜交往的人是不道德的，這是以自己（好色）的心態去度量別人，在心理學上稱為「投射」（projection），是佛洛依德所提的「自我防衛機轉」（self-defense machanism）之一，將自己心中「危險」的思想，「投射」在他人或比較安全的對象身上，因而免除自身的罪惡感與焦慮。簡言之，說別人，等於說自己。瑪蓮娜因為是八卦的主角，遂成為眾人「原慾」的投射對象。
落寞的瑪蓮娜雖身在人群中，卻與外在世界沒有任何的交涉，我們可以由她的視線總是固著在路面，因而迴避別人異樣的眼光取得證明。所以，她雖被眾人包圍，卻顯得孤獨，似乎與週遭人事隔著重重的無形壁壘，而呈現出遙遠的「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而且，由於一封惡意中傷的信，使其父親誤會瑪蓮娜不守婦道，傷心的斷絕父女關係。她深刻感受到一種被逐出家門，無根的虛無感。生存於這樣充滿敵意的國度，她找不到任何可以附著之物，當巨浪衝來時，隨時可以將之粉碎。人的孤獨莫此為甚，好像被拋棄在太空中，失去方向感，駛入永恆的黑暗。 從沙特的觀點而言，瑪蓮娜是個「異鄉人」（alien），沒有一絲絲的歸屬感，她的存在或不存在對社區與自己沒有任何意義。人們不會關心她的感受，她因為缺乏愛與關懷而失去光彩。 除了主觀上一種無根的虛無感，客觀上，她也被迫扮演「道德上怪物」的角色，她是被壓抑的原慾的化身，是人們慾求衝破社會制約的一種投射。離經叛道是何等沉重的枷鎖，超乎一般人承受的極限，而瑪蓮娜卻由於她的美麗與「知覺顯著性」成為背負此十字架的「理想」對象。 然而，從社會觀默而言，她是不合規範的「道德上怪物」，但，從潛意識而言，她又象徵一種人性的解放。這個社會道德的發展總是以壓抑人性為代價的，佛洛依德認為：「無論從生物學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性，性愛，都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產生、形成人類全部文明的最原始的動因之一。佛洛依德高度注視此一事實，他一面指出人類的性，性愛遵循的是『快樂原則』（lust principle），一面又做出一項基本假設，即文明與性愛有著對立的關係，在某一意義上說，人類的文明史即是性愛被壓抑的歷史。壓抑是文明的前提，完全放棄壓抑，任憑本能的放縱，文明將遭毀滅，但過分的壓抑又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造成諸多社會問題。換言之，那是違背人性的。」（陳家春，1999，p.71） 佛洛依德以壓抑理論來比喻原慾，此種精神能量會一點一滴的累積，如果沒有適當的渲洩、導引或昇華，將因累積過量而爆炸。片中正值青春期的小男孩由於沒有適當渲洩原慾，竟然暈倒，教會認為是魔鬼附身，並施以趨魔的儀式，而身為過來人的父親，淡淡的表示兒子只是缺乏女朋友罷了。
除了被注視所引發的羞恥感之外，接下來我們將更深入的分析哪些因素造成女主角的落寞。無疑的，瑪蓮娜所處的環境是充滿敵意與虛偽的，男人都想佔有她，而女人則忌妒她。人們在她的面前表現出一種儀式化的禮貌，私底下卻取笑她的所作所為，不論是否這些作為是虛構的，還是事實。瑪蓮娜無從辯白，更不知如何為自己辯白。人們更加肆無忌憚的打擊她，因為知道她是一位孤獨者，沒有人會為其伸援或說句公道話，她只有挨打的份。 瑪蓮娜真如輿論所傳說的淫亂嗎？恐怕事實有所出入。我們知道，剛開始時，即使丈夫在遙遠的戰場上，以及被社會排擠而沒有工作，經濟困頓，但她還是潔身自愛。她獨自在屋裡和著音樂跳舞，並且極力抗拒許多登徒子，為什麼？因為她愛丈夫。後來政府宣佈丈夫的死訊，再加上物資缺乏，使她陷於飢餓之中，我們可以在鏡頭中看到她狼吞虎嚥的吞食郵差所帶來的少量食物。郵差暗示她，只要她願意，總是有辦法的，她必須在飢餓與道德之間作一個選擇，生存是強大的動力，活著才有希望，於是她選擇下海，以換取所需的食物。我們知道，她的下海，是出於無奈的。
瑪蓮娜之下海非出於自願，飽受良心的煎熬，迫於無奈，她拿起剪刀對著鏡子緩緩的剪掉一頭長髮，象徵斬斷與過去的聯繫，而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出現，捲曲的短法配上厚厚的脂粉，扭著性感的屁股，沿著大街走來，大剌剌的坐在露天餐桌旁，叼著一根煙，幾個人擠著幫她點火，這是她生命中的轉戾點，屈服於生存的巨大壓力，在孤立無援下，只好向道德讓步。 一般人很難體會那種絕望以及在絕望中的掙扎。心理學上常以「角色扮演」（role playing）來發展人的同理心，例如讓人空腹數天以體會飢餓的感覺，可是，一旦人預期這樣的空腹是有時限的，則永遠不可能體會那種深沉的絕望，也許，反而為了減去數斤肥肉而竊喜。 因此，我們常推論別人的錯誤是出於他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非情勢所迫，這一方面是出於對構成當事人問題的複雜性無法全盤理解，二方面也是對自己過度的自信。如果人真的那麼正直，為什麼自古以來有許多違法的案件，而有些違法者，在未取得權勢之前，也曾經是一個善良的老百姓？我們傾向將別人的行為歸因為性格上的因素，稱為「基本歸因的誤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樣的歸因誤差，使瑪蓮娜成為眾矢之第。
人在剛出生時無法分辨自己與環境的差別，一切的行為完全遵循基因的設定而進行，之後，自我意識開始發展，逐漸形成「我」的概念，類似佛洛依德所謂的「本我」（id），只關心一己生物上的滿足。稍後，小孩漸漸可以區分自己與他人，並且因關係的親密程度分類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與「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而有不同的待遇。 對瑪蓮娜而言，丈夫與父親對其生命有巨大、深遠的影響，即是她的「重要他人」，而她所生存的社區以及更大的國度，所形成的一般性思想與行為即源自「概括化他人」。我們的生命意義往往來自個人心中的「重要他人」，不論這人是真實或是假的，在片中，瑪蓮娜之選擇下海的主因也在於父親的誤會與死亡以及起先丈夫被誤報戰死，而引發的生命中最重要原素被完全蒸發的虛無感，使生存不再具有值何意義。 將自體與他人區隔是維護生存的必要手段。所有的細胞都含有共同的組成--細胞壁，用來宣稱自己的獨立性，進而調節環境的涉入，如果放任外界無止境的滲透，則細胞將因過度飽和而爆炸。 心理學者詹姆斯（W. James）將自我分為「主我」（self-as-known）與「客我」（self-as-knower），「主我」是認知的主體，是一種純粹的我（pure ego），通常我們給予一個英文的主詞（I），它是獨一無二，而且是純然的個別化的，而給予「客我」一個英文的受詞（me），它是各種社會規範所定義與監控的，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角色扮演」。 「主我」與「客我」呈動態的辯正關係，在辯正的過程中發展人的自我，葉至誠引用米德（Mead）的觀點（民89）指出：「每個人都誕生於一個不是由他們自身創造的社會結構中，生活於制度化和社會化的秩序中。由於語言、法規、習俗和法律等因素的限制，他們要受到一定的約束。所有這些因素都將作為構成元素而進入『客我』，而『主我』總是以獨特的方式對已經形成的情境做出反應。就像，宇宙中的每個單子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應宇宙，故而他們反映了宇宙的不同方面或景象。由於自我出現於社會經驗中，所以作為一個整體，它是『客我』和『主我』的自發性的混合物。正因為這樣，自我在總體上是一個開放的自我。」（p.210） 這樣的論點指出「主我」是具有獨創性的，正由於其創意才可以賦予固定的「客我」一種不確定性，也因為這樣的創造力，使人性有極大的變異。 「戲劇理論」（ ）者高夫曼（Golfman）則以「前台」（front stage）與「後台」（back stage）來描述人的角色扮演。演員在「前台」面對觀眾，必須按照劇本演出，而人的自我只能在觀眾缺席的「後台」，才能適度的展現，但即使如此，「後台」給予我們的自由還是有限，因為人永遠無法逃離別人的存在，即使是在瘋狂的時候。葉至誠（民89）指出：「人們永遠被綑綁在印象操縱的車輪上，永遠被限制於情境的桎梏之中，所以人們不得不表演自己生活的悲劇和喜劇，直至他們離開這個世界。確實，我們有時可能稍微離開我們的腳本，做出一些『即興』演出，而且試圖經由在一些特殊的劇目去實現某種『角色距離』。但是，高夫曼認為，那歸根究底僅僅是一些極其有限的自由，只是當別人的壓力使得我們無法忍受的時候，給予我們一點點安全感而已。」（p.96-97）
高夫曼說「我們永遠被綑綁在印象操縱的車輪上」而無法超脫情境的桎梏，也就是說，人被迫扮演命運的傀儡，即使是悲劇的角色，也得默默的承受。存在主義說這是「為他的存在」，我們在別人的注視下成為無所遮掩的客體，在焦慮中，執行他人的期望。 這樣的「為他存在」對「主我」造成巨大的衝擊，個體恐將萎縮甚至粉碎，使人喪失自我，而成為「沒有本質的危機」，佛洛姆說：「靠著符合他人的期望，靠著和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一個人就把對自己身份的懷疑壓制下去，同時，得到了一種安全感。然而，他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很高的。放棄自發能力與個人的特性，其結果是生命的挫折。就心理的意義而言，生理的機械作用仍然活躍著，而情緒及心智的機械作用則息止了。固然，一個人仍舊生龍活虎地生活著，但是，他的生命則像沙子一樣地從他的手上溜走。」（莫迺滇，民84，p.143） 瑪蓮娜社區的人期望她扮演何種角色？一種道德偏差者的身分。這樣的角色嚴重的侵犯了她的尊嚴，人本心理學學者馬斯洛（A. Maslow）認為人基本上有五種需求，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感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人都必需有依附的對象，在那裡我們可以獲得愛與關懷，就像我們必須透過地心引力以固著在地球上一樣，這就是歸屬感。不幸的是，來自外在環境的敵意，與父親及初期丈夫的誤會，使瑪蓮娜很難建立強固的關係，遂與當地居民格格不入。 這樣的疏離感進一步妨礙到其尊重的需求。馬斯洛認為尊重需求可以分為兩類：（1）自尊：信心、能力、本領、成就、獨立和自由等；與（2）來自他人的尊重：威望、承認、接受、關心、地位、名譽等（呂明，陳紅雯，民81）。我們了解，當時落寞的瑪蓮娜，不論是他人對自己，或自己對自己，都是道道地地的「異鄉人」，對自己沒有信心，同時也不被社區接受。
從佛洛姆的觀點而言，瑪蓮娜此種放棄人格完整性的行為是一種為保護自我而成的「逃避機制」，他說：「還有幾種逃避現實的心理機構，一種是全面地退出世界，以至於世界便不再成為一種威脅…這個逃避現實的心理機構，是大多數正常人在現代社會中所發現的解決辦法。簡而言之，就是：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襲了文化模式所給予他的那種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並且變的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樣。這樣，『我』與世界之間的矛盾就消失了，隨之，對孤立與無權力的恐懼感也消失了。這種心理機構宛如某些動物的保護色。牠們看起來，與牠們的周圍環境那麼相似，以至於牠們幾乎和周圍的環境沒有什麼差別；一個人放棄了他獨有的個性，變的和周圍的人一模一樣，便不再感到孤獨和焦慮了。」（莫迺滇，民84，p.124） 來自環境的敵意使瑪蓮娜感受到巨大的焦慮（anxiety）。佛洛依德認為焦慮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恐懼。瑪蓮娜當然知道有人中傷她，但卻又不知道哪些人中傷她，又扭曲到什麼程度，因此無法鎖定與反擊那些謠言散佈者。更糟的是，由於沒有特定對象，只要是人，就會引發她的自卑感，而且，虛偽使人們隱藏對她的輕視，她更加無法分辨誰是可以信賴的，如此更增添她的孤獨感。 佛洛依德認為焦慮的來源可分為三種：（1）「現實焦慮」（reality anxiety），是對真實世界有形危險的恐懼，例如瑪蓮娜所遭遇的戰爭與飢荒；（2）「神經質焦慮」（neurotic anxiety）：出於滿足本能與現實間的衝突，是因為害怕無法控制本我而產生的焦慮，例如小男孩對瑪蓮娜的愛戀；與（3）「道德性焦慮」（moral anxiety）是本我與超我間衝突的結果，例如瑪蓮娜想以性交易來填飽肚子（丁興祥等，民86）。佛洛依德認為焦慮的感覺與分離有關，人類最早的焦慮源自胎兒脫離子宮的歷程，佛氏稱為「原型分離」（prototypical separation），此種分離迫使胎兒離開安全的環境，對生命構成威脅。 很明顯的，瑪蓮娜的「異鄉人」特質，必定承受劇烈的「原型分離」焦慮，很像有人刻意將樹連根拔起一樣。當瑪蓮娜預期自己將被社區的人排擠時，就會意識到一種心理學者沙利文（Sullivan）所主張的「不被自我認可」（disapproval of self）的危機，因為在斬斷與社區的「同理性相連」（empathic linkage）之後，個人也不再被認同（毛家？等，民83）。 我們很難理解為何當年瑪蓮娜及其夫婿在遭到社區如此的公開羞辱之後，為什麼還能回來，重新過活。也許是出於佛洛姆所謂的「根源需求」（rootedness need）。佛洛姆以為「根源需求」最早起因於人與自然的共生關係，後來由於文明而喪失了此種關係，導致了人的孤立，所以人必須以新的關係加以取代，而最完美的「根源需求」無疑是源自血緣關係，並且我們可以加以擴展到社區或國家上。 所以瑪蓮娜及其夫婿的再度回鄉，可以比擬為成熟鮭魚回到出生地的產卵過程，雖然沿途有重重險阻，但，即使遍體鱗傷也要回家。也許這樣的「根源需求」給予人們一種認同感，藉此將自己定位，才能知道何去何從。
讓我們回到瑪蓮娜腹背受敵的情境：外有重重的「污名」，內有「異鄉人」的虛無感。這樣的焦慮是難以忍受的，在強大壓力下，她必須評估可用的資源，而後決定是要對抗焦慮、解決問題或是迴避問題以減低焦慮。這樣的心理我們稱之為「戰逃反應」（fight or flee reaction）。在危急時，個人評詁情勢與可用資源，如果認為勝算較大則全力反擊，如果力量過小則伺機逃離以保全生命。由於瑪蓮娜的孤立，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供運用，於是她選擇了逃避，不與殘酷現實正面交鋒，希望在夾縫中求生存。 瑪蓮娜所採用「冷漠」（apathy）的策略，在「主我」與「客我」之間築起高高的牆，一來攔阻外在危險的進入，以免對「主我」造成威脅，二來限制「主我」真情的流露，以免因為有情而感傷。儲呈平、張德倫（民83）定義冷漠為：「人們對待周圍世界的一種自我保護性反應形式，是內心世界與外部環境不協調的反應。它主要表現為對人對事很冷淡、不熱心、沒有興致、對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甚至冷酷無情。」（p.145） 這樣的定義給「冷漠」帶來負面的形象。然而，俗語說：「天若有情天亦老」。有時，並非我們刻意疏離外在環境或自我，而是情境使然。如果瑪蓮娜在乎外在的批評，如果她不顧一切的謹守道德而漠視飢餓與社區源源不絕的挑播與污辱，那麼她不是被口水淹死，就是餓死！在無法逃脫「他人就是地獄」（ ）的宿命中，「冷漠」保護「主我」，藉由森嚴的戒備，讓自我獲得一絲的喘息。
瑪蓮娜一路匍匐前進，傷痕累累，接連面對父親以及丈夫的死訊，以及戰爭末期物資缺乏，與社區的排擠，種種的種種，終於逼迫她走向絕境，面對滾滾洪流，她必須做選擇：是要繼續遵守規範以維護自我（可能喪命），還是放棄自我，保住小命要緊。多數人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如果事情不到絕望的關頭，她可能對改變猶豫不決，因為害怕改變，所以仍然被傳統牢牢的吸住。但在絕望中，她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了，既然如此，為了生存，不妨放手一搏。 在絕望中「生之本能」匯聚，在突破中，展現生命強大的韌性，羅勒梅（Rollo May）說：「真正的絕望是強迫一個人去為自己命運命名所產生的情感。它是假裝的最大敵人，也是鴕鳥心態的死對頭。它要求人的是去面對他生命中的真實。在絕望中我們所說的『鬆手』及釋放下虛假的希望、偽裝的愛，或是幼稚的依賴，就好比空洞的盲從，就像小綿羊因為害怕柵欄外的野狼，彼此擠成一團。絕望如同冶鍊場，融化掉礦沙中的混雜物，絕望並不是自由本身，但是要為自由做準備，絕望就不可或缺。」（龔卓軍、石世明，民89，p.345） 絕望粉碎了人的成見，迫使人從另一個角度重新思考，也許可以因此斬斷過去的束縛而獲致蛻變。瑪蓮娜在這樣的情境下破除了對社會規範的「我執」，如果我們對自衛殺人採取寬容的態度，那麼也會對她的為了求生而下海釋懷。
一方面瑪蓮娜必須填飽肚子，二方面她又恐懼因為出賣肉體而喪失尊嚴，這樣的兩難情境，心理學上稱為「趨避衝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s）。生理需求是趨力，而急欲迴避的是道德上的非難，這兩股對立的勢力強烈激盪著，生理需求固然壯大，內在的良心制裁也很難擺脫，她思索著妥協的方法。 我們可以將人粗略的劃分為兩個部分：心靈與肉體，肉體只是外在的硬體設施，而真正的「我」是那個具有思想的意識。生理需求是屬於肉體部分，而良心則屬於心靈部分。瑪蓮娜給自己找到下台階：我可以出賣肉體，但不可以出賣靈魂，因為心靈才是真正的「我」。所以在進行交易時，「我」只要沒有情感的涉入，把自己暫時的歸類為一項商品，則「我」的靈魂就不會受到污染。這同時也是許多妓女共有的心態：不與客人有任何的情感糾葛，這樣的想法，將人分裂成兩部分，而奇妙的統合了生理需求與自尊需求，因而解決了「趨避衝突」。在心理學上稱此種「自我防衛機轉」為「知性化」（ ），以全然的理性面對問題，割斷來自「主我」的情緒，因為沒有感性，所以不會因為外人的中傷而難過，也因為「理解」自己的無奈，以及堅持仍保有靈魂的純真，而不會產生「道德焦慮」。 當然，某些學者認為人的行為是心靈與物質交互作用的結果，心不可能獨立於物質之外，這樣的二分法，並且一廂情願的認為心靈是純潔的，也可以是一種「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成為人們避開道德制裁的口實。很少有人承認自己犯錯是因為自己的人格因素（虛榮、貪婪、急功近利等），而是外在環境使然，但是，俗語說：「只要願意當牛，不怕沒有犁可拖。」由這個觀點來看，也許「生存」反而被利用作為犯罪的擋箭牌。
不管是「合理化」或「知性化」，瑪蓮娜統合了生理需求與自尊需求，決定將自己「物化」（ ）。但她必須透過某種儀式將自己割裂為獨立的兩部分：靈魂（主我）與肉體（客我），才能開始分別運作。就像演員要上台前必須先在後台小心翼翼的化妝一樣，化過妝、穿著戲服的演員，一旦上台，就不是扮演自己。 她對著鏡子，拿起剪刀，慢慢的剪掉一頭秀髮，同時也剪掉與過去的聯繫。接著，她換掉高雅的服裝，改穿惹火的緊身服…等等。這是一種儀式，象徵一種身份的轉換，而所從事的交易行為，只是此種轉換身份商品化的「我」，而不是具有靈性的「真我」。這是一種反叛，藉由對自己與過去的反叛而獲得自由，好像拔除纏繞在老樹上的藤蔓一樣，使重新接觸到陽光。因此，頗有「山窮水盡擬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化，在此，我們稱之為「反叛的儀式」（剪去長髮）。
高夫曼悲觀的認為我們只是被綑綁在印象的車輪上，被動的扮演命運的傀儡。而存在主義則諷刺我們只是不斷重複著無意義的生活，何以故，因為我們固守傳統。過度強調集體意識的結果，個人因而淹沒。我們順從社會，以及社會加諸給於自身的命定，而不敢改變，因為改變帶來孤獨甚至滅亡。羅洛梅說：「否認命運的壓力來自於我們的不安全感，被放逐的恐懼與焦慮，以及缺乏冒險的勇氣，這股壓力逼迫著我們順從，和大家一樣是安全得多，生命的藍圖就這樣被置諸腦後。」（龔卓軍，石世明，民90，p.135） 雖然傳統與過去是我們成長的資糧，它型塑我們的現在，但是，存在主義卻堅持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選擇、更改自己的本質，使更加自由，當過去有礙於生命的化成時，就應該尋找新的本質加以取代，以新的本質取代舊的，就是一種反叛(或超越)，或則，我們可以使用較正面的字眼--向傳統（命運）挑戰。所以反叛並非都是不好，如果此種反叛是智慧的選擇，如果反叛是為了生命的提升。 瑪蓮娜為突破宿命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種反叛，她不願意在僵化的思想中壞死。為了求生，她發揮創意，在審視自己的處境之後，給予生命全新的定義，並依此而修正自己的行為，這是人適應環境與自我超越的本能。在絕境中，我們勇敢的向命運挑戰，重新詮釋自己的角色，而不甘心任命運擺佈。此種修正或改寫社會所加諸自己的命運（角色）的能力稱之為「情境釋義」（definition of situation）。誠如羅洛梅所說：「命運是不可能被抹消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如何活出自己的能力」（龔卓軍，石世明，民90，p.129）。 有些革命性組織，在新成員加入前會舉行「反叛的儀式」，例如要求成員做一些違反規範的行為，由此而表明加入的決心，在常態社會中這樣的反叛可能被視為偏差、激進，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能是一種堅持理想、回歸純真的努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就曾划著小木舟，冒著生命色險，撞擊巨大捕鯨船，以抗議人類過度捕殺鯨魚。 那麼，瑪蓮娜為何反叛？筆者認為生活的困頓不是主因，填飽肚子並不難，而且，她也不是天生的「道德怪物」，她之所以放棄自我，是因為長期處於孤立的情境，不斷被人曲解，最後終於對人性失望的結果。既然自己如何矜持都無法阻擋人們的惡意，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自己的好、壞又有任何差別？
決定反叛後的瑪蓮娜，已不再有任何的顧忌，「客我」立即粉碎，內含的面子與角色期待也隨之消逝，「主我」過度膨脹，長期被壓抑的不平，在沒有「客我」的牽絆下奮力的反彈，即使粉身碎骨也遏止不了這股不顧一切的反叛。而最徹底的反叛，無疑是公開的對駐紮當地的德軍提供性服務。人們對德軍所引發的戰爭始終不能諒解，而戰爭帶來的生離死別與物質缺乏的種種災難，更是累積起來重重的挫折感，這股暗潮洶湧的挫折感因為在戰爭期間的軍法規範而暫時止住，人們不斷的壓抑心中的憤怒，以期在戰爭蹂躝下保住小命。 看似無休無止的戰爭終於結束了。德軍撤守，象徵舊有的權威喪失，而美軍雖然進駐，但是在短期之內尚無法回歸常態，此時，該鎮處於一種權威的真空狀態：舊的勢力瓦解，而新的規範尚未建立，涂爾幹（E. Durkheim）稱之為「脫序」或譯成「迷亂」（anomie）。 「脫序」創造出一種「理想」的情境，讓壓抑的能量得以釋放。在正常的狀態中，人們會盤算其行為的代價，但是在「脫序」狀態中，行為的後果不受任何外在的制裁，因此，人們不必再偽裝，人性得以赤裸裸的展現。然而，「脫序」現象如果持續，社會終將瓦解，從而建立新的秩序，這就是當權者強調運用各種有形、無形的手段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因，儘管有時這些手段是違背人性的。 可見，人們並沒有想像中的善良，人之所以表現「正常」，是因為他在「正常」狀態中，受到外在制約的結果，一旦處於脫序狀態，則受壓抑的能量就凸顯出來。 除了「脫序」的情境之外，危急之時（例如火災）、心智喪失（例如酒醉、突發狀況）或情緒過度激動（生氣、悲哀、害怕），都可能做出平常意想不到的行為。在影片《桃色交易》中就描述一位富人以金錢瓦解夫妻間所固守的忠誠。這對夫妻為了快速籌錢實現願望，同意妻子陪富商過夜，代價是一百萬美元。金錢的介入造成夫妻間角色的中斷，雖然最後沒有進行交易，但雙方從此缺乏互信，從而將正常的婚姻導入「脫序」的狀態。 所以，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一群婦女在戰爭結束的當兒，馬上當眾圍毆瑪蓮娜，因為當時正處於「脫序」的狀態，人們不需為其行為負責。而圍毆正是她們「攻擊本能」（挫折、憤怒）的渲洩。
也許我們不能完全怪罪於金錢或「脫序」造成人們的行為異常。如果「異常」不是人性的一部分，則不管內、外在的情境如何，都無法被誘導出來。所以金錢或「脫序」只是一道強大的力量，用來貫穿意識或社會規範，打開一扇方便之門，讓潛意識得以渲洩。 在人的身上我們看到兩股極端對立的勢力：符合規範與違反規範。就像反叛前的瑪蓮娜與反叛後的瑪蓮娜，而影片中的律師在公眾場合扮演正義的角色，而私底下卻無所不用其極的對瑪蓮娜渲洩情慾，也是一種善與惡的極端對立與並存。 榮格認為所有心理能量都具有對立或兩極化的狀態。表現在人性上就是善與惡、正常與異常、順從與反叛、意識與潛意識的一種辯正，這樣的辯正有幾點啟示：（1）人性中本來即具有兩極對立的特質，而非只偏向一面。人之所以違規，是人性使然，我們不應該天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反而應該接受人性善惡並存，並且正視人的黑暗面，在對立之中取得協調；（2）其實對立才是生命之源，就像兩顆打火石必須相互碰撞才能激起火花一樣。榮格以為：「兩極之間的衝突若是越劇烈，則產生的能量便會越大。」（丁興祥等，民86，p.973），我們不應畏懼衝突與對立，也不應迴避人性中深沉、無邊無際的黑暗，而是，理解它，進而轉化與超越它；（3）如果我們接受榮格的觀點，也許我們能對社會上一些脫序現象較為釋懷，並且告誡自己：也許自己在相同的情境中也有類似的表現，理解與同情增加，是非自然減少。
我們必須深入探討這股攻擊瑪蓮娜的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又為何選擇瑪蓮娜為攻擊的對象，而不是其他有類似行為的女人（有些女人也提供性服務）。 心理學家對動物的實驗（老鼠、猴子、蛇、狐狸等）發現如果給予牠們痛苦，並且使其無法逃離現場，那麼牠們將會攻擊同類或任何出現在其眼前的東西（例如填充娃娃或球）（李茂興，余伯泉，民84），證明動物會因為挫折而引發攻擊。那麼人類是否也是如此？答案是肯定的，學者卡爾史密斯與安德森（J. Merrill Carlsmith & Craig Anderson,1979）統計美國七十九個城市，在1967至1971年間所發生的暴動，結果與熱天呈正相關，夏天發生的頻率明顯多於其他季節（李茂興，余伯泉，民84），此種挫折經驗可以增加攻擊的可能性稱為「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前述戰爭所引起的失落感與物質缺乏是嚴重的挫折，而當男人們都為瑪蓮娜傾倒時，更加深了女人的失落感，女人們有權期望她們的男人是對自己忠誠的，而男人們為了瑪蓮娜而背叛忠誠，使她們感覺到自己比瑪蓮娜失落的更多，我們稱為「相對的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如果挫折是同等的，則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有人在災難中獲利，因而造成不平等的「相對的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那麼造成此不平現象者，將成為眾矢之的。 那麼人們為何選擇瑪蓮娜而不選擇其他妓女？前述，瑪蓮娜具有「知覺顯著性」而成為關注的焦點，同樣的事件在瑪蓮娜與在一般人身上有不同的影響，別人因為隱身在大眾之中，所以其罪惡被稀釋，相反的，瑪蓮娜因為不具有隱身性，所以其過錯被突顯出來。此外，也因為瑪蓮娜的孤獨，無反擊能力，使人們放心的選擇她作為攻擊的對象。
所以瑪蓮娜是人們渲洩挫折的代罪羔羊。表面上，瑪蓮娜違反了社會規範，因此必須付出代價，但，我們必須深入理解這「社會規範」本身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才能公正的審判瑪蓮娜，如果不這樣，恐怕落入「虛假意識」（false conciousness）的盲從裡。 從馬克思的觀點而言，「虛假意識」是某些社會約定俗成，似是而非的迷思，而由於人的惰性與迷惑，使終無法覺察其中有違人性公道的本質，成為少數既得利 者操控與隱固其階級利 的思想手段。對西蒙波娃而言，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如男性而屈居「第二性」的狀態以及因此發展出的對男性的雙重道德標準，即是違反人道的虛假意識。 從「社會交易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以及「公平論」（equity theory）來看，瑪蓮娜以身體交換金錢是一項公平交易，是雙方志願的行為，何以女性必須受到道德的非難，而男人卻不必？很明顯的，這個社會對男性與女性採取雙重標準，而對男人的寬容則造成男性的偽善。佛洛依德說：「今日性道德的特徵，乃是將往昔只施之於婦女的標準，擴展運用到男人的性生活裡，以及，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外，對所有其他性關係施以禁忌（taboo）性的壓制。雖然如此，由於考慮到兩性間天性的差別，社會卻又赧然縱容男人的偶或出軌，而事實上等於對他施行了雙重的道德標準。但是一個容許雙重標準存在的社會，便做不到『熱愛真理、誠實和人道』，便不得不驅使其成員虛飾，做偽君子；習於自欺和欺人。」（林克明，民89，p.232）
佛洛依德認為女性之自卑源於其器官上的缺陷而產生對男性的愛慕，佛氏稱之為「陽具妒羨」（penis envy），當然這樣的論點遭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西蒙波娃就認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養成的。但，我們可以看出，即使知名學者，亦難逃其獨斷的一面。 而女性心理學家荷妮（Honey）則反駁佛洛依德的男性沙文主義，認為那只是男性合理化其優越性的看法，以女人的卑下，來突顯男人的崇高，並且以生物學的立場加以裝飾。荷妮反向思考地指出，其實男人對女人可以創造生命感到羨慕（能力超越男性），她稱之為「子宮妒羨」（womb envy），她認為：「在創造新生命的行動中，男性能參與的部分非常小，以至於他們必須昇華自己的子宮妒羨，而且透過在工作上追求成就來過度補償它。『子宮妒羨』以及伴隨而來的憎恨，則表現在無意識的行為上；有計劃地毀謗和輕蔑女性，去增強女人的卑下地位。經由否認女性的平等權利，減少她們對社會貢獻付出的機會，以及降低她們對成就的努力，男性保持了他們所謂的自然優越。」（丁興祥，民86，p.177）荷妮認為，女性之比較卑下，是社會因素使然，是多少年來被歧視的結果，使女人選擇去否認自己的女性特質，荷妮稱之為「逃離女性特質」（丁興祥，民86）。 瑪蓮娜所在社區的婦女僅守對男性的雙重道德標準，並且在熾烈忌妒心的刺激下，漠視了之中隱含的不公平，無法理解女性受壓迫的事實，從而為女性同胞爭取一絲絲存在的基本尊嚴，可以說是沒有從女人的宿命中覺醒。
「潛意識」（unconscious）是我們心靈深處，難以接近的眾多趨力與慾求的貯藏所，也是我們生命力的源初。然而，它卻具有暴君型性格，操控人的思想與行為。也因為它的制約是精微的，難以覺察的，更加突顯其難以抗拒的影響力。 「潛意識」中最主要的精神能量就是性愛或原慾。從出生到成年，「性感帶」逐漸的移動，例如嬰兒期的「性感帶」在口腔及其周圍，所以可以從吸吮獲得快感，佛氏稱之為「口腔期」（oral stage），到成年期則移到性器官，開始對異性感到興趣，而逐漸減少「自體性慾」與「自戀」的成分，取而代之的是愛、關懷、責任與延後滿足，這樣才能達成人格發展的最終目標。佛洛依德稱此時期為「性器期」（phallic stage），一個人必須從異性身上獲得適度的滿足，否則，此精神能量可能導致退化（regression）、固著（fixation）、移轉（displacement）而有礙於人格的發展。 劇中的小男孩，暗戀著瑪蓮娜，但由於彼此的身分特殊而沒有交集，使小男孩的愛慾無法正常的投射出去。在強大的焦慮中，引發了三種有趣的現象。第一：窺視，是因為小男孩無法達到正常的性目的，而將此能量轉移到具有挑逗與引發性興奮的視覺印象上，我們稱此為「轉移」 或「替代」（displacement），是以比較安全的對象（例如觀賞成人電影）取代比較危險的對象，佛洛依德稱之為「暫時性的性目的之固置」（林克明，民89），意謂：「所有阻隔性目的之達成的內在或外在宿因，諸如性無能、性對象追求的不易、以及性行為的危險都有相當的力量，驅迫人留連於預備動作上面，將之代以新的性目的，取代正常的部分。詳細的探討經常指出，不論這類新的目的如何奇特，它們原本早就存在於正常的性行為裡了。」（p.56）佛洛依德說這樣的觀看是正常的，有時我們將原慾投射到更高層次的藝術創作上，而以「欣賞」取代了「窺視」裸女畫，因為多數人具有此種現象，又稱為「窺視本能」（scopophilic instinct）。 第二，對追求性對象的努力失敗，也可以轉為收集與對象相關的物品，以取代之。正如劇中小男孩偷取瑪蓮娜的內衣一樣，我們稱為「戀物症」，是一種「性對象的不適當替代品」（林克明，民89）。 第三，「幻想」（fantacy），許多人都有做白日夢的經驗，在腦海中創造出一個思想的世界，讓想像插翅而飛。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實踐者，在幻想的世界中都變為可能。劇中的小男孩，即利用幻想，以取代正常的人際互動。他幻想著自己是泰山，英雄救美（解救瑪蓮娜）。他幻想著在競技場上打敗污衊瑪蓮娜的對手，並且在瑪蓮娜女王的首肯下殺死手下敗將。白日夢的機制，讓小男孩由無名小卒轉變為英雄人物，以獲得瑪蓮娜的青睞。這樣的機制讓小男孩的原慾得以渲洩。 幻想並非都不好，在弱肉強食的現實世界中，充滿挫折，而幻想提供一種「逃避機制」，使我們可以獲得一絲的喘息，隨之而有「美夢成真」的狂喜，但過度的幻想則使人與現實世界脫節，喪失生存的鬥志。 所以我們知道潛意識是不容易壓抑的，如果沒有適當的渲洩，它就會改頭換面以其他的方式（幻想、轉移、退化、固著等）表現出來，這樣的改造，是在減少焦慮，以維護自我的完整性。
佛洛依德所謂的男性虛偽，是指男人為取得自身的尊嚴與自由，卻以犧牲女性的自由與尊嚴為代價。男人藉著將女人轉化為「他者」的過程，來消除本身的「虛無感」，因而對比出自身存在的優越性。性道德的雙重標準給予男人此種「合理化」的藉口，女人必須透過男人的定義而突顯出己身的存在，而往往這樣的定義區隔了男性與女性，並對女性產生偏見與差別待遇。在嫖妓行為中，同樣的，男性與女性都違規，但女性往往被處以較重的刑責。 從存在主義的觀點而言，缺乏主體意識而不加批判的順從社會規範就是「他者」或使自己淪為只是 受，而沒有主見，人 亦 的「客體」罷了。 照理說，女人處於「他者」與「主體」之間，是個極端的對比，應該會產生強烈的矛盾與焦慮，從而尋求解放，以保持自身的完整性，然而，從影片中，我們非但無法看到女性的自我超越，反而，欣然接受男性的觀點，而將自己降格為「第二性」或「客體」。表現在影片中的場景，就是眾多女人圍毆瑪蓮娜，說明了圍毆者認同於雙重標準的社會價值，儘管在本質上它是有害於女性生命的。 可見，造成女性淪為「客體」的角色的，尚包含女人本身。女人對女人的敵意與對男人的包容，造成女人在歷史上臣服於男人的絕對性，而無法翻轉自己的宿命。鄭至慧指出：「波娃曾譴責女人接受自己被定義為他者，無異於參加了男人的共犯結構。但她也指出，真正的理由在於女人各自分散，從未集體認同女性的『我們』。同時，女人也為接受被保護角色的好處所迷惑。男人為君，女人為臣，君主會在物質上保護臣子，並負責在道德上為她存在的方式自圓其說，女人就不必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了。」（顧燕翎等，民85，p.89） 佛洛姆則以「共生關係」（ ）來形容女人與男人的「共犯結構」，他說：「在共生的關係中，人與人建立了關係，但是失掉自立或從不能獲得自立；他藉著變為其他人的一部分而避免孤獨的威脅，在方式上不是『受別人併吞』便是『併吞別人』。前者的根源就是在醫學所謂的『被虐狂』（masochism）。被虐狂是想擺脫一個人的自我，逃避自由並藉自由戀愛另一個人而求得安全。這種依賴在形式上有很多種。它可以解釋為犧牲、義務或愛，尤其是當文化的型態認為這種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正當的時候。」（孫石，民85，p.96）佛洛姆指出女人依附男人的悲劇性，在文化的架構中，自動的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將被虐的痛苦，自我催眠成義務、愛或是犧牲。 所以，是女人的自欺和自我否定，使自己加入了男人而形成共犯結構，女人與男人一同注視自己，是否違犯了「第二性」的角色正，如同片中社區婦女們對瑪蓮娜的監控一樣。 女人因追求安全而放棄了自我創造的能力，佛洛姆稱為「逃避自由」，因為外在實體太過強大，硬碰硬可能導致自身的粉碎，只好認同它，使自己成為外在實體的一部分，以逃避個體的自由來獲得部分的自由。佛洛姆說：「靠著符合他人的期望，靠著和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一個人就把對自己身份的懷疑壓制下去，同時，得到了一種安全感。然而，他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很高的。放棄自發能力與個人的特性，其結果是生命的挫折。」（莫迺滇，民84，p.142）存在主義認為此種放棄自我而無條件接受外在價值觀的過程是「為他的存在」。 然而，一個人可以因為接受「虛假意識」而自我否定，並且理所當然的嚴格遵守規範，自然的，他也會期望別人順從這樣的「虛假意識」，而違規者，將被否定，佛洛姆指出：「自辱與自我否定的『良知』不過是敵意的一面而已；另一面就是輕視他人，和仇恨他人。」（莫迺滇，民84，p.142）劇中社區女人對瑪蓮娜的敵意，部分來自她們接受男性對女性定義的「虛假意識」，因而否定自我，並且否定瑪蓮娜有追求愛與做自己身體主人的權利。女人將「虛假意識」內化為超我的「良知」，化身為正義捍衛者。 佛洛姆認為這是共生關係中「侵吞」（ ）作用的向外發展，試圖將局外人併入自己的宇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他說：「併吞其他人的衝動（虐待狂的）是共生關係的實際形式，表現在所有各種合理化方面，如愛、過分保護、『正當的』統治、『正當的復仇』等等；它也表現出和性的衝動相混雜而變為虐待狂。所有虐待狂的驅力其形式都是出自要完全控制另一個人的衝動，吞併他、使他成為任憑我們擺佈的一個孤弱無助的對象。」（孫石，民85，p.96）
當德軍撤守時，女主角被當眾揪出圍毆是一個轉戾點，肉體的傷痛不算什麼，但被當眾羞辱所造成的靈魂撕裂，才難以面對。她痛苦地向圍觀的群眾嘶吼，似乎在抗議他們為何如此的殘暴，又，為何沒有人出面伸援。她從來也沒有想到，她的自我放棄竟然遭來如此強大的積怨（畢竟她沒有佔別人的便宜），成為女人們爭相撕咬的對象。為了隔絕外界的批評，瑪蓮娜長期將自己封鎖起來，我行我素，因此，並沒有覺察到外界濃厚的火藥味。人們就像花豹一樣隱藏在草叢中，觀察獵物的一舉一動，等待出擊的最佳時機。 接下來我們想了解的是，為何女人們可以如此肆無忌憚的羞辱瑪蓮娜，而男人可以如此若無其事的旁觀。前述，「脫序」現象可以解釋部分的原因，在於人們意識到，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此外，尚有下列助因：（1）觀察學習（模仿）：突發的事故，使人們一時措手不及，在腦海中找不到相關的處理措施加以應對，這時，我們會觀察別人的行為，作為反應的參考，當某些人開始圍毆瑪蓮娜時，給予旁觀者暗示，導引他們朝向特定的思考與行為模式，此時群眾往往因為情緒高張而一時喪失理智，我們也稱此種現象為「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許多時尚就建基於人們盲目模仿的心理上。（2）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當參與的人數越多時，每個人所承擔的風險越小，稱之為責任分散，此時，一方面由於意識到自己所需擔負的責任減少，二方面由於人多所造成的「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將使個人的表演越行大膽，甚至有脫軌的行為。（3）「解除抑制」（disinhibition）：在正常情形下，我們不會任意的攻擊，因為有外在（例如法律）與內在（例如道德）的控制，但當時社會的「脫序」現象造成權力的真空，再加上攻擊楷模的示範，使內、外在的控制機制頓時消失，人們可以自由的渲洩其攻擊驅力，我們稱之為「解除抑制」。（4）「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心理學家發現，當有危急發生時，旁觀的人數越多，則救援的機會越少。學者又稱之為「社會冷漠」，這一方面是由於「責任分散」，眾人你推我、我推你的互相觀望心態，另一方面，當時沒有任何男人出手救援，抑制了人們助人的衝動，也許現場人士都認為這是女人的「家務事」，不應該干涉。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學中群眾行為的立場來觀察，群眾行為是一種在人潮聚集中，受到共同情緒影響下所激發的思想與活動，又稱為「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集體行為具有三種特徵：自願性、情緒性與過度性（葉至誠，民89）。情緒性的特徵足以解釋為何當時群眾對瑪蓮娜的惡意攻擊，因為本質上是一種缺乏理性的情緒性渲洩，而過度性的特質，則說明為何幾年後當瑪蓮娜重返時，當年的敵意沒有重現。 我們可以由下列觀點來解釋群眾行為：（1）「傳染理論」（ ）：學者認為人在群眾中比較容易接受暗示，因為「個性弱化」（deindividualization）使自己覺得融入群眾而成為一體，並產生巨大權力的虛幻感。數個人而不是特定一人攻擊瑪蓮娜，分散了個別性，使攻擊者看來不那麼明顯，惡劣。（2）「奏合理論」（ ）：認為人在群眾中所以表現出異常行為，主因不是受到外界誘因的引導，而是眾人都有共同的潛意識或慾望需要紓解，而這些被壓抑的欲求可能來自共同的經驗，例如影片中社區人士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挫折(被壓抑的共同經驗)。（3）「緊急規範理論」（ ）：有時群眾會被溶解在情緒沸騰裡，累積起來一股巨大的能量，而領導者可以正義、願景或滿足群眾需求為由，導引這股能量至預定的行為模式，以達到某種目標。這些集體行為往往在正常狀態中不可能發生，只有在群眾運動中一時被激起，影片中男人們不得介入女人們的「家務事」就是一種臨時的規範。
影片中常見的「場景」是社區人士表面上對瑪蓮娜客套，但私底下卻拿她當笑柄，突顯人們的虛偽。高夫曼（Goffman）認為我們會使用各種語言與肢態來經營我們的「表面」（front）或面子。目的在創造一種特定的公眾形象。往往我們發覺表象不一定等於實質，這是人為維持自尊而掩飾某些內在情緒的必要手段，高夫曼稱此為「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許惠珠（民85）認為「印象整飾」具有下列功能：維持自尊、界定互動關係、產生影響力、符合角色期望、贏得讚許與建立特定的公眾形象。 影片中的律師最能說明「印象整飾」，當他獲知瑪蓮娜來到律師事務所時，馬上後悔昨天為什麼沒有洗澡，他希望在瑪蓮娜面前創造一個好印象。 容格則以「假面人格」來形容人的角色扮演，當人只注重形式主義，而以外在的「假面人格」取代真正的感情時，稱為「人格面具膨脹」（ ），社區人士因為隱身在面具之後，使瑪蓮娜分不清誰才是真情以待。
瑪蓮娜的處境，赤裸裸的反映出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獄」（ ），存在主義認為我們的存在不但是一種荒謬，而且是難以忍受的「嘔吐經驗」，因為我們始終無法逃避別人的「注視」，而在他人的注視下我們轉變為卑下與羞恥。「『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在西方得到了普遍的共鳴，因為從某種程度來說，它就是人與人現實關係的真實寫照。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互相折磨，彼此拆台，嘴上甜蜜蜜，腳下使心機，千方百計地使對手在商業上失敗，在政治上倒楣，在感情上受騙，從而把自己成功的幸福建築在別人失敗的痛苦之上。」（李傑，民90，p.109-110） 但沙特並不認為人與人間的對立是出於人性，而是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使然，雙重標準、物資缺乏，「輿論暴政」就是瑪蓮娜當時所處的存在結構：「『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也不是要表明人在任何時候都是相互不合作、相互敵視，像狼一樣凶神惡煞地相互撕咬，它只是對人與人基本關係的概括，而並不表示一定要表現為極端的衝突形式。一般人所認為的人際友好形式，如愛情、信任、博愛、友誼等，在沙特的哲學論述中，都不過是人與人衝突關係所採取的特殊形式--不是人想要相互衝突，這種衝突來自於人的存在結構。」（李傑，民90，p.110）
受到羞辱的瑪蓮娜被迫離開當地，戰爭一結束，原被宣判死亡的丈夫竟意外地回到家鄉尋找愛妻的蹤影，結果只是遭到眾人的嘲笑，他無助的回到屋裡。一天，小男孩特地寫了一封信告訴瑪蓮娜的丈夫，大意是說，社區的人只會嘲笑瑪蓮娜，但是瑪蓮娜是真心愛他的，並且告訴他瑪蓮娜可能的去處。 一年後，瑪蓮娜與丈夫攜著手，再度出現在社區的廣場上，眾人無比的驚訝，是的，瑪蓮娜與其丈夫選擇在跌倒的地方站起來。按常理，多數人會選擇離開當地，以免觸景傷情，而瑪蓮娜卻選擇勇敢的面對，筆者以為有下列促成的因素：（1）愛與包容：是丈夫對瑪蓮娜的愛與包容（原諒她的過去）重燃起瑪蓮娜對人的信心，在患難中透過愛的力量，彼此緊緊的相守，互相支持。愛分隔了他們的宇宙與外在的世界，只有在自己的宇宙中才有價值，而外在世界的干擾紛紛失去其重量；（2）以接受取代逃避或對抗：既然瑪蓮娜無法擺脫創傷，更無法更改人們的印像，倒不如接受自己的處境，面對現實來得灑脫。選擇接受自己的宿命，命運自然與她攜手並進，沒有對立，張力自然消除。在瑪蓮娜的心中有一股絕望的心態：既然自己已經如此的卑下，那麼不可能有比這更糟的境遇了，而就是這樣的心死，使她能不懼一切的存活。（3）勇氣與意志：瑪蓮娜無比的勇氣，震驚了社區人士，那股力量是如此的強大，足以衝破人們堅固的偏見，產生態度上的反轉，心理學上稱此為「突轉」（conversion），人的信念雖然牢固，有時也會瓦解，甚至在態度上完全的改變，頓悟、劇烈的衝擊以及認知失調等，都會使人反省自己而造成認知的調整，當某人表現出非凡的特質，例如愛、恨、勇氣、毅力時，我們對此人的信念就會受到巨大的衝擊，甚至改變我們原先的觀點，轉而欣賞這特質背後的堅強意志。（4）時間的淨化：時間具有淨化、療傷止痛的功能，當時群眾情緒失控的行為，經過時間的淨化後，或許感到些許的內疚。至少，事過境遷，已沒有必要再舊事重提。所以，當瑪蓮娜再回來時，鄉民熱烈的招呼，而鄉民如此熱忱的回應，解除了瑪蓮娜心中的疑慮。 也許我們不必一味的以負面的態度來詮釋瑪蓮娜的反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的反叛也是對自己以及他人深入的探索與了解，藉由此種徹悟來發掘真正的自己。而瑪蓮娜最終能回歸平靜，正是對自己、丈夫與他人透徹了解的結果，至少，丈夫沒有因為她的反叛而背棄她，這樣的執著與包容，在在顯示出丈夫對她用情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