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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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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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

作者:樊明德

劇情

 

  本片描述中國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一連串動盪,藉由故事的主角福貴及其家人來反射時代所加諸於人們,難以承受之重。

  影片改編自于華的小說《活著》,雖然兩者的呈現有些不同,在于華的小說中福貴是個老農夫,而在影片中,福貴改為市井小民,但所涵蘊的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的無常,以及歷經風雪的蒼勁。

  一開始是1940年代,沒落的地主後代--福貴,沉迷賭桌的漫不經心。1940年代是中國新、舊交替的時代,舊社會的遺毒仍斷斷續續地掙扎著,而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資本家(或地主)正是其汲汲營營要予以剷除的對象,經由福貴的散漫點出了舊社會的腐敗,開啟了後來文革血腥鬥爭的序幕。

  四○年代,正是國共內戰方酣的時候,兄弟鬩牆、山河變色,共產主義訴諸於廣大農民,轉化最底層民眾數千年來被壓迫的積怨,成一股浩大無可抵擋的勢力,終於推翻了民國政權,但其代價是內戰,山河淌血。

   影片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一面倒向共產主義、歌功頌德的,反而是,如實的展現時代的嚴酷、小市民的無奈以及存在的荒謬,並且,借由這些冰冷的遭遇,來對比出生命的韌性。在國共戰爭中,所強調的,不是共軍最後的勝利,而是那累累的屍體,才深深的震懾著觀眾,隨著時間的流轉,大時代所加諸於小市民福貴的嚴酷,一幕幕地刺痛著觀眾,碰觸到我們心底那長久以來的麻木與漠然,開始質疑生命的意義與自己存在的價值,開始反省戰爭的意義與人的尊嚴,孰輕孰重?

  當福貴與春生驚見在國共內戰中(1945~1949)戰場上累累的屍體時,春生有感而發的說:「咱們得活著回去!」福貴答道:「回去得好好活著!」這兩句話就是本片的宗旨,說明了生活是毫不容易的,能活著,本身就是一個恩賜,至於怎麼樣才是「好好地」活著,影片似乎沒有具體的答案,只以一個開放的空間(小雞長大了,饅頭﹝福貴孫子﹞也長大了),留給觀眾自己去填充。

  影片盡情的渲染人間的悲劇,將眾多的生離死別堆砌在福貴一家人的身上。

  在國共內戰中,福貴莫名其妙的被抓去當兵伕,連與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之後,雖然在戰場上存活下來,但是老母生病、臨終時,他卻無法親侍湯藥,而女兒鳳霞生病,發燒七天,最後竟成啞巴。福貴與鳳霞都僥倖存活下來,卻也抹不掉那刻在心中,時代所烙下的傷痕。

  接下來是五○年代。中共在全國各地推動的「大躍進」運動,福貴一家人也被捲入這場如火如荼的「全民大煉鋼」。

  「大躍進」是中華民族數百年來,遭受外強侵凌,以及本身之烽火動盪之後,希望藉由這樣的理想:「十年超英趕美」的實踐(大躍進、大煉鋼),進而,凝聚向心力,以便一方面鞏固統治勢力,二方面提昇民族地位的實驗。

  影片所展示的是人民的盲從與熱忱,為了煉鋼,捐出一切可能的鐵材,日以繼夜地賣力,鎮民累得橫三豎八的倒臥街頭,最後只煉成一堆廢鐵,對提昇民族地位沒有幫助,反而讓人看笑話了。

  而福貴就在這場運動中失去了兒子,因為福貴為了慰勞辛苦的鎮民,每天忙著表演皮影戲,家珍也在一旁幫忙送水,有慶與鳳霞只好跟著湊熱鬧。有慶由於長期缺乏睡眠,在上課時躲在牆角補眠,不巧,那天區長(春生)正好來學校視察,在倒車時撞倒牆,倒下的磚頭壓死熟睡中的有慶。

  沒想到春生與福貴這對老朋友的再度相逢,是透過福貴兒子有慶之死所牽引,命運之荒謬可謂到極點。

  接下來,影片進入到六○年代,中共展開了燎原的「文化大革命」,凡是與舊世界有關的東西,一律要予以燒盡。

  就在這個時候,當年在賭桌上贏了福貴院房的龍二被群眾簇擁著,押上批判大會,最後被槍斃(因為擁有福貴的房子,被歸類為地主),福貴聽到五聲槍響嚇得屁滾尿流。

  滄海桑田,得與失沒有定數,諷刺的是,福貴居然因為賭博救了自己一命,倉卒逃回家的福貴對著妻子家珍說,如果當年不將這房子輸給龍二,如今,這槍打的是我。

  福貴的小命,雖然因為賭博而歪打正著的保住,但是他的女兒可沒這麼幸運,在文化大革命中,醫院也遭波及,紅衛兵小護士趕走了有經驗的醫學教授,間接造成鳳霞(福貴女兒)生產時,因為處理不當,血崩而死。

  影片呈現鳳霞蒼白的臉,倒臥在一片血紅的床單上,真是怵目驚心。很少有觀眾看到這一幕而不震驚、傷痛的,一股寒流從心靈深處強烈的襲來。

  這部片其實是很苦悶的,充斥著死亡與離別的悲劇,導演將所有的大時代悲情都擠壓在福貴這個小市民身上,以便擴展劇情的張力,賺人熱淚,雖然不盡合理,但也只是想以福貴這面鏡子,希望在短短的兩個小時內,盡量的展現生之無奈。

  劇情進入到後文革期,波濤洶湧的政治運動隱然消退,在動盪之後需要的是沉靜,福貴與家珍進入了生命中的黃昏,家珍身體不好,大半生辛苦的過活,得了一身的病,福貴細心的照料她。

  這一對相互扶持,走過多少患難的夫妻,幸好,還有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外孫--饅頭陪著,饅頭跟他的舅舅(已去世的有慶)一樣,養了一群小雞,他好奇的問爺爺(福貴),小雞長大了會變成什麼?福貴答道:「小雞長大會變成鵝,鵝長大會變成羊,羊長大會變成牛,牛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

  這也是影片所要說出的哲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而且,生活會越變越好。

  終了,螢幕上打出「以後」,對照著饅頭、小雞以及福貴的回答--小雞長大會變成牛等等的片段,綜合起來,說明,生命固然是嚴酷的,是人的宿命,無法擺脫,只能坦然以對,但是,強韌來自柔軟,生命終將生生不息。

 

紅色

   共產黨酷愛紅色,其國旗就是一片的火紅,其國土也名為「紅色江山」。影片中,當福貴的女兒鳳霞與萬二喜舉行結婚儀式的當天,區長前來道賀,所送的禮物竟然是毛澤東的肖像畫,上面披著兩條紅色、喜氣洋洋的彩帶,在賀禮中,也有一堆的「毛語錄」,以紅色為封面的顏色。紅色是共產黨的顏色,紅衛兵代表著血氣方剛與斬斷舊有。

  在五○年代所推行的全民大煉鋼運動中,也可以想像的到,在夜間,全國各地的煉鐵窯裡所煉就的亮麗火紅色的「鐵水」(熔化的鐵),以及鐵窯中噴出的熊熊火舌。

  中國人原本就喜歡紅,古代結婚時,新娘穿著紅色的禮服。新年時,春聯仍是保有舊時的一片紅采,紅得明艷、紅得喜氣。

  可,西方人不喜歡紅,紅代表著危險,可能與血液產生聯結,人只有在受傷時,才流出鮮紅的血,如果不處理,可能帶來生命的威脅。

  所以西方人所設計的交通號誌中,紅燈是不可以闖越的。

  我想,共產黨之所以喜歡紅,有兩個深沉的心理因素:「貧血」與「嗜血」。「貧血」是由於營養不良,血中缺乏血紅素,因此,體質上衰弱,必須補血,而共產黨所慣用的進補方式之一,就是殺雞宰羊的「嗜血」方式。

  中國這個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國家為什麼越長越貧血?我們觀察自然界,凡是身軀龐大者,必然行動遲緩,對環境的調適也就越不能隨心所欲。

  在恐龍橫行的時代裡,忽然,天外飛來一顆隕石,撞擊地球,所引發的爆炸威力,使地球籠罩在一層厚厚的灰裡,而使陽光無法穿透,植物大批死亡,接著是大型恐龍,以及小型恐龍直到最後全部滅絕。

  此時,氣候寒冷、植物稀少,是一個極為不友善的生存環境。

  但是,有一些小型的哺乳動類動物開始逐漸繁衍,因為本身所需的食物不多,而且很容易隱藏自己的身軀。

  所以,恐龍是毀於自己的巨大,當生存的環境突變時,牠們措手不及,而走向滅亡。

  中國的巨大,不僅是其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人多所能分配的土地相對的少,此外,也包括必須承接數千年來精神「文明」的巨大包袱,固然身軀龐大,有時候比較有力,但是也增加了出毛病、被攻擊的面積。

  這樣的巨獸,在悠悠的歲月中,難免會生病,當生病體力衰弱時,由於體積大,目標明顯,就成為一些小型獵食動物覬覦的目標。

  於是東一塊肉、西一塊肉的被撕扯下來,不斷的淌血,難免會貧血。這貧血,同時來自先天不足(人口多)與後天不良(自私、缺乏公德、外敵入侵)。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曾說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勤勞的農民,不勤勞怎麼行,人口眾多,而且土地經過多少年耕種之後越發貧瘠,湯恩比對中國農民的讚揚--勤勞,其實是一種生活的無奈啊!

  當時中國廣大平民一定患有「貧血恐慌症」,必須不斷的鞭策自己努力耕作,以填飽肚子,也因此,而形成了有關於吃的「集體潛意識」,以及中共所推出的「人民食堂」的一種平民願景的實驗,以及,片中所充斥的吃的鏡頭(饅頭、麵、餃子),以及共產黨的那句口號:「肉啊、魚啊、撐死咱們!」

  我想,這些都是對「貧血恐慌症」的一種「補償作用」吧!

  此外,造成中國貧血的罪魁禍首之一就是:動盪,一種飄搖不定的感覺,中國現代化之路就是飄來飄去,沒有一個底,到最後,還必須面對「文化大革命」中,這底全部被掀翻的殘酷。

        張藝謀所導演的電影也有許多紅色的投射,最著名者有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以紅色燈籠象徵古老中國有錢人家養妾的男女不平等陋規。而在《活著》的劇照中,家珍抱著鳳霞也是在一片紅色的渲染之中,當然,這些紅色並沒代表著傳統的喜氣,而是荒涼的肅殺,觀眾應該打斷傳統紅色與喜事的聯結,才能理解影片中紅色所扮演的角色。

  在《活著》的電影劇照中,家珍穿著一襲黑紅相間的衣服,就像在黑暗大地上,一片片的血漬,而女兒鳳霞則穿著一襲紅袍,金色的滾邊,是一種朝氣,喜氣洋洋的活潑。

  紅色在中國具有兩種象徵意義:死亡與重生。辦喜事需要紅色,連鳳霞快生產前,也趕忙送「紅蛋」報喜,另一方面,紅色也象徵著死亡,當鳳霞生產時,因為護士處理不當而大出血,染紅大片的白色床單,而鳳霞的嘴唇發黑,這黑(嘴唇、眼框)、白(床單)與紅(大失血)所對比出的強烈視覺效果,在生死交關的悲痛襯托下,更顯現出一股無邊無際的滄涼,天地同悲!

 

人物描寫

張藝謀

  導演張藝謀是關注卑微的,那被生活壓的喘不過氣來、毫不起眼的生命。他的電影如《黃土地》、《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一個不能少》等,總是蘊含著質樸憨厚,散發出濃濃的泥土味兒,他的電影,沒有絢爛的雲彩,卻如一條長河,靜靜地,蜿蜒奔向大海。這條河,源自生命最底層,歷經千迴百轉,終結於波瀾壯闊。這條河,那如泣如訴的水流聲,是河道上水與巨石衝擊出來的喟嘆,張藝謀低吟著!

  電影在二胡聲中緩緩的開鑼,二胡聲,勾起人們那攸遠的滄涼,胡琴聲的低吟中,回溯著劇中主人翁(福貴)一生悲慘的際遇。

  這二胡聲,總是伴隨著福貴悲歡離合,一開始,隨著福貴的遭遇,攸攸的出現,好像,大地哭泣的聲音。結尾,則變奏為輕快,好似終於熬過來了,一切都不重要了的灑脫。

  平凡,是多數人的宿命,再如何的努力,也很難超越,而張藝謀的可貴之處,在於導引我們,如實的面對自身的平凡、渺小。雖然,我們往往對天際間慴慴發光的星球,投以羨慕的眼光,不過,那只是理想的化身,與現實之間,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我們只擁有平凡,不多不少。

  而導演的功力,即在於如何詮釋這平凡,使這平凡因為貼近我們而親切,而引起我們的共鳴,而且,如何使這平凡遭遇種種的折磨,而淬湅成堅強恆久的美感。

  導演為了加強故事的張力,將人世間所有的不幸加在福貴身上,在福貴周圍的親人,一個個地,先福貴而去,我們看《活著》看到的是一連串的生、死搏鬥,而這搏鬥本來就不是公平的,如同古時羅馬競技場上,人與獅子的對決一樣,人注定了要被四分五裂。

  張藝謀所導演的電影極具草根色彩,滿是中國泥土的氣味與攸攸的歷史傷痕,在面對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強勢競爭,張藝謀嘗試著穩住中國片的陣腳,打出自己一片天的使命。這部影片,改編自余華的小說《活著》,以一個小老百姓的大喜大悲,反映時代的動盪。余華的小說《活著》曾獲得義大利文學大獎--格林札納•犬佛獎,在小說中,福貴是個農夫,在電影中的福貴改成市井小民,作者以一位民歌收集者的身份,來到鄉間,聽一位老農,回憶他的過往,福貴輕飄飄的敘述那辛酸的歲月,坦然面對自己所走過的,只留下輕輕的淡然。

  當然,要在兩個半小時之內,呈現原著小說的張力,是不可能的,電影與小說各擅其長,當初,小說經由作者的潤飾,跳脫了劇中人物,而成為獨立的存在,如今,電影再導入其他的調味料,炒出一盤不同風味的菜餃,即使所用的原料大體相同,也不一定忠於原味,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果然在小說、導演與演員的因緣際會下,獲得1994年坎城影展的「評審團大獎」,而葛優(福貴)也獲得最佳男主角,張藝謀說《活著》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葛優從影以來表演最精湛的。

  張藝謀導演這部電影,在樸實中暗藏深刻的力道,沒有複雜的情節,卻又給人強烈的震撼,他採用色彩分明的層次感,將影片分為數個階段:散漫的舊朝遺跡(賭博的福貴)、江山嗜血(國共內戰)、大躍進、文革及「以後」,試圖將這大時代的動盪,理出一條軌跡。

  我想,張藝謀是特別想凸出「以後」這個層次吧,一個未完成句,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以及可能性。「以後」象徵著生命將繼續轉動著,如同劇中皮影箱中的小雞一般,會不斷的長大。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福貴的「雜草哲學」所強調的應該是指生命中的「韌性」而非「任性」,儘管時代可以任意的對市井小民施以巨大的壓力,但,個體卻無法任意的生長,韌性應該不是完全像水一般的沒有形體,如此,則過於柔順而缺乏格調,而是柔中帶剛,對於生命基本面有所堅持,但也懂得隨機應變。

  在此,導演下意識的給予這個問題一個預設立場:只要活著,就有希望,而且,會漸入佳境。這樣的預設立場,如果深入去探討,其實是荒謬的,因為打從福貴在國共內戰時僥倖存活下來,直到老年,他的存在,可說是一連串悲劇的側寫,說不上是「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以及,會越變越好」,然而,影片卻故意雕琢出這樣的痕跡,首先,以國共會戰時戰場上滿佈的屍體來凸顯出只要活著就該慶幸的迷思(春生:「咱們得要活著回去。」;福貴:「回去得要好好活著!」)而在影片結尾時,又刻意以有慶及一箱小雞象徵,即使這家人遭逢巨大的苦難,至少,到最後仍保有一個小外孫,生命得以延續。

  或則,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說,影片中的「以後」,福貴回答饅頭的問話(小雞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所要道出的確實是延續、生生不息的信念,但不保證「明天會更好」的預設立場,也就是說,老年時的福貴,歷經種種生死無常,已經對萬事處之泰然,也不會對未來抱持著一定會更好的預設立場,所以他僅淡然的回答:「小雞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

  我們可以說,生生不息是人類永不放棄的希望,至於是否明天會活得更快樂,則誰也說不上來。

  那麼,如果繼續存活下去,不必然快樂,這樣的存活是不是具有「希望」的價值?

  張藝謀對小人物心理的捕捉可謂是匠心獨運的,福貴被塑造成委曲求全、畏畏縮縮的性格,是小老百姓面對莫大壓力,時刻充滿危機意識的生存無奈,這樣的風格與好萊塢式電影中,具有英雄氣概、慴慴發光的主角迥然不同,張藝謀的成就來自於平淡,以及由平淡所帶來的親切感。

  好萊塢的英雄式影片,其偉大來自進取,而張藝謀的電影,其小人物之偉大,來自柔軟。 

 

動盪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造成中國失血、貧血的最大原因之一:動盪。世界上有許多的古老民族,如今只是歷史名詞而已,多數在動盪中銷聲匿跡,中國,不可避免的,也必須經歷一波波的磨難。

  我們只以這影片的脈絡加以闡述,讀者可以由這一扇窗窺見中國的動盪。

  與影片有關的當代中國(西元19111970年代),可以粗略的分為五個階段:(一)民初階段,內政上,由於土地分配不均以及農村賦稅的問題,造成了農村的困境;此外尚有地方勢力割據(軍閥)以及外國勢力(歐、美、俄、日)的企圖染指;(二)國共內戰時期,在對日抗戰結束之後,又再掀起的兄弟鬩牆無情的格鬥,使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人民,再度雪上加霜,表面上來看,國共內戰是兩種意識型態的衝突,其出發點都是為人民著想,但,潛意識中仍然不脫自秦始皇以來,一統天下的豪情以及為了此目的的實踐,而不惜血濺山河,福貴及春生就是在內戰後期,國民黨節節敗退時,被抓去當民伕,在共軍衝鋒的清晨,一股肅殺的寂靜,無數凍死的屍體無言的安睡在大地之母的懷抱裡,也許,這些被凍死雪地的傷兵,他們的誕生也只為了這場荒謬的內戰,或則說得更遠一點,成全了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個人獨斷的統一意志。為了統一而使大地淌血,是中國永難跳脫的輪迴,誠如三國演義開頭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階級鬥爭。中共在政權穩固後,一方面為實踐平等的理想,二方面為取得廣大人民的向心力,開始實施土地國有化的改革,當然,必先剷除擁有土地的富農,在清算鬥爭的過程中,有為數數百萬的地主遭到迫害、身亡,而劇中的龍二,也是這幕歷史悲劇的見證者之一;(四)「人民公社」以及「全民大煉鋼運動」時期,是關於平等理想的實踐,民族意志與統治權威的冶鍊;(五)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的「命根子」被喀嚓一聲,連根斬斷,大失血。福貴也是在這時期,將伴他半生的一箱皮影燒了,看著皮影戲偶在火中化為灰燼,有說不出的悵然。歷史上稱文革為「十年浩劫」,物質與精神的損失無法估計。

  所以說,這「動盪」是中國失血、貧血的原因之一,其根源,泰半來自領導者對「統一」的信仰,對外敵的愚昧,對權力的執著,對人性的踐踏,以及追隨者的盲目信仰,雖然,外族的入侵也是造成流血的原因之一,但,假如這樣一個身軀,一個龐大的巨獸,如果本身體質強,外人怎敢輕易的動手?一定是自己生病了,暴露出弱點,才給人攻擊的機會,是否應該先反省自己?就以日軍侵華來說吧!日本人不就看上當時軍閥、滿清遺族以及政客的自私、貪婪嗎?當時的中國,也是因為這群領導者的自私而四分五裂,雖然表面上是一個巨獸,實質上是各器官間不相協調,互相制擘,絆手絆腳的怪胎。

  日本人看準了中國人的聰明與自私,許多領導者都自認為有天子之命,民初的袁世凱,偽滿洲國的溥儀,日本人也擅用國人的弱點,在戰時扶植了汪精衛的偽政權,如果無法登上一統天下的君王,偏安江南,做一做土霸王也好。

  在紛紛合合中,中國不斷的動盪、爭戰、失血、復原、又再度的分合,就是這樣,政治上動盪、動盪、動盪,而人民的生命飄搖、飄搖再飄搖。

  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是有韌性的,但其中有多少是面對飄搖、只圖苟活的微細存在?正如空氣中的一縷游絲。

  生與死的依存,有時候是極為荒謬的,說不出所以然來,人的生存,必須要依賴其他物種的死亡,如同我們必須殺豬才有肉吃一般。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器官移植手術,當某人身上某個器官敗壞時,在某些情境下可以像汽車一樣的更換零件,以保全整台汽車,否則身體將因一種器官的壞死,而全部停擺。

  但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是另一捐贈者,往往得等到這位捐贈者死亡,才有機會進行移植手術,也就是說,從器官移植的立場而言,一個人的生是建立在另一個人的死之上。

  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心理充滿了焦慮矛盾,眼看自己的生命一分一秒的即將逝去,但也不是絕對的必死無疑,命運之神,仍然為他開一扇窗,只要他能在死前取得一個好的零件,以替換自己身上壞死的零件。

  此人心中叨叨念念著什麼?一定是希望天、地之間,有另一個人死去吧!

  共產主義的實踐也需要一些犧牲品,龍二犧牲他的肉體,以之供養廣大群眾的共產主義實踐的精神食糧,在50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有為數數百萬的「地主」死亡,轉化為共產主義運轉所需要的能量。

 

小雞

  中國的動盪必然刻劃出一個苦難的存在境遇,生命雖然源源不絕的創生,但卻如小雞一樣的卑微,被豢養在空泛的、突有其表的皮影戲箱子裡,雞只是存在而已,即使牠注定要成為桌上的一道菜。

  影片《活著》看到的僅是一連串痛苦的掙扎,像雞一樣沒有自主性以及基本尊嚴,掙扎是一種宿命,存在的關鍵,只在於自己是否看得開,到最後,如同那一個寒氣逼人的夜,春生因為被打成走資派,妻子自殺,連屍體也不知去向,心如搞灰的來到福貴家門前,福貴勉勵他,說他倆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無論如何要活下去。

  春生一時領悟,在靜夜的長卷中,漸漸地飄去,像一縷幽靈般,在深藍的夜中,褪去!

  影片中的人物,活著,只是一連串的掙扎,而其死亡,也如這靜夜長卷中的背影,孤獨的、靜默的、輕輕的,不留下任何足跡。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只是美麗的一廂情願。生命如流水,如輕煙般消逝。

  春生此時一定疲憊已極,只想躺下來睡一覺,最好不再清醒,連相依為命的老婆的屍體都下落不明,而以往的存在都在政治的鬥爭中化為虛無,此時的他,尚有存在的意義?可,荒謬的是,福貴卻鼓勵他無論如何要活下去,似乎,只要有一口氣,就是要活下去,不管是好是壞。

  對福貴而言,難道無論如何要活下去,只要活著就好,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或是歷盡滄桑所煉就出來的生活智慧?

  生存只是無休止的延續現存的生命嗎?當春生在政治運動中遭受到殘酷的批判時,數十年的經歷,化為夢幻泡影,一切回歸零點,對於未來沒有一個方向感,他也不知道,繼續存活下去究竟是好是壞,而福貴卻給予一個預設立場: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不論什麼,都要活著。

  中國以農立國,可,自古以來農民的地位一向卑微,片中的福貴就反映了市井小民生之無奈,他們對國家大事並不如表面上狂熱,事實上,只求溫飽、平順的過日子,其生活的哲學在「順天知命」,這樣的人生觀協助其度過重重的苦難,使生命的舉重若輕。

  雖然隨遇而安,使無窮盡的苦難淡化,也是打造生命韌性的要素之一,但,有時,也讓我們覺得悵然,如果生命只是為了存活,而像浮萍一樣隨波逐流,那麼,什麼狀態才是可悲的?沒有存在?或是如浮萍般沒有方向感的存在?

  活著就有希望,儘管這希望近在咫尺,卻又飄渺攸遠,難以捉摸,唯一確定的是,人以這飄動的「希望」作為生存的燃料。雖然這希望是可憐而價廉。

  也許,這部影片偉大之處就在於其親切,它並非歌頌一些「偉人」的超人行為,而這些偉大的行為如果不是過分的誇大,就是太獨特、不具有代表性,或是太高遠,非一般人所能及,如果我們刻意從某些「偉大」的影片中模仿,或是希望從中得到什麼啟示,恐怕到頭來是一場空。

  而《活著》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的卑微、平凡,如此的平凡,才如此的貼切,似乎影片中所發生的故事,雖然不具有相同的時空脈絡,仍然可能以某些「意外」的形式,發生在你、我身上。

  國共內戰雖然離現在已有超過半個世紀,但是,至今我們仍走不出內戰的陰影?那一幕兵天雪地中累累的屍體,是否有可能只是換個地點,重現?

  生命基本上是沉重的,就如同一個舉重選手,必須傾注所有的注意力,才能舉起地上的啞鈴一樣,是無法分心的。

  如此的沉重,也使得我們瀟灑不起來。我們似乎只是滄海之一粟,任由浩瀚的大海牽引著,淹沒在潮流之中,就如同皮影戲偶被人們所操控一樣,我們也是被某些無形的鋼絲所綑綁、牽引著。

  福貴的皮影戲箱子就道出了存在的框框,當「饅頭」問爺爺小雞要養在哪裡好呢?福貴靈機一動,從床底下搬出皮影戲偶的箱子,對著饅頭說,這箱子比較大,小雞在裡面的活動空間較大,長得快。

  其實這箱子還是很小的,雞的自然存在,不是箱子,而是山林,這口箱子雖然提供了雞隻溫暖與保護,卻也侷限了牠們的活動範圍,在主人的注視下,小雞永遠也無法理解箱子外的天空,其實是更為遼闊。

  小雞從小在箱子中長大,也認同以箱子為主的存在形式,牠們可知道,其實其最終的命運是成為人們口中的祭品?

  人的悲劇是一出生就注定活在一口箱子裡面,美其名為社會。

人物素描

福貴

在于華的小說中,福貴代表著中國自古以來的立國之本:廣大的農民,在貧瘠的土地上辛勤的耕作,勉強溫飽,于華在他的小說《活著》中,是這樣描述福貴的:「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如今赤裸著胸膛坐在青草上,陽光從樹葉的縫隙裡照射下來,照在他瞇縫的眼睛上。他腿上沾滿了泥巴,刮光了的腦袋上,稀稀疏疏地鑽出來些許白髮,胸前的皮膚皺成一條一條,汗水在那裡起伏著流下來。此刻那頭老牛蹲在池塘泛黃的水中,只露出腦袋和一條長長的脊梁,我看到池水猶如拍岸一樣拍擊著那條黝黑的背梁……」,作者說他擔任民歌收集者,在鄉間漫遊的年輕歲月裡,經常遇見像福貴這樣的農民:「他們臉上的皺紋裡積滿了陽光和泥土,他們向我微笑時,我看到空洞的嘴裡牙齒所剩無幾。他們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時常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麼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流淚而出,然後舉起和鄉間泥路一樣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淚,如同彈去身上的稻草。」

在電影中的福貴是市井小民,靠表演皮影戲維生,是屬於城裡的小工人階級,雖然與小說中的福貴不同,但是,卻都同樣描述卑微,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到處高樓林立,即使是田間的耕作也多由機械代勞,我們很難去體會于華小說中,躍然紙上的土味,以及托襯出這濃厚味道的食材:青草、樹葉、泥巴、池塘、一灘渾濁的黃水、黝黑的皮膚以及咧嘴笑時沒幾顆牙,空洞洞的嘴。

這種感覺雖然土,卻純真,已經隨著螢火蟲消失在遙遠的記憶裡。

在福貴父親的眼中,福貴是一位遊手好閒,不折不扣的孽子,年輕時,常往城裡的妓院跑,那時的福貴,家境還算寬裕,徐老爺子祖傳下來數百畝田,雖然被老爺子敗掉一些,可還有一百多畝田地分租給佃農,徐老爺子常巡視自己的田地,走在田埂之間,享受那種踏實的感覺。

那時福貴特別喜歡城裡妓院裡的一位胖姑娘,福貴自述他躺在妓女身上,就像船在水中漂浮一樣,那時,福貴似乎有用不完的錢,完全不曉得掙錢的辛苦,一天夜裡,他叫醒了熟睡中的胖姑娘,要她背福貴回鄉下,並且在後面跟著一檯轎子,可以抬著胖姑娘回城裡去。

後來福貴又染上賭博,他覺得賭博要比上妓院有趣,上妓院只是把儲存滿的池水放掉,如此就安靜下來,而賭卻有更強烈的刺激,因為風險更大。

  家珍對福貴年輕時的這兩項嗜好,傷透了腦筋,可,總是隱忍著,委婉地勸說,有一次,福貴如往常一樣,在城裡遊蕩了四、五天才回來,想想,回來後,可能會遭遇家珍的臉色,沒想到,家珍居然煮了四道菜親切地待候福貴,福貴發現這四道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上面是菜,而底下是一塊肉,福貴明白家珍的意思,是委婉地告訴他,儘管女人外表不同,但是睡在床上都是一樣的,福貴很了解家珍的個性,不會咄咄逼人,只會靈巧、靜默、委婉地開導福貴,然而,福貴雖然明白,卻一點也沒有要改的意思,因為看到不同的女人,就無法克制。

人的一生中難免會經歷某些的迷惘與放浪,福貴早年的放蕩,是有家學淵源的,福貴是家裡唯一的單傳,是徐家僅有的一根香火,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小時後,福貴上、下學都是由傭人背著,福貴很理解這根「香火」的重要性,有恃無恐,其實,父母對小孩的關係並非總是父母獨大,由父母一昧操控的親子關係,而是,有時,子女也可以藉由某種方式來操控父母,正如劇中的福貴,年輕時以自己是徐家唯一香火的傳統地位,對父母予取予求。

我們看著福貴的父親徐老爺子是如何寵福貴的,徐老爺子僱用長根接送福貴上、下學的情景:

「上私塾時我從來不走路,都是我家一個雇工背著我去,放學時他已經恭恭敬敬地彎腰蹲在那裡了,我騎上去後拍拍雇工的腦袋,說一聲:『長根,跑呀!』雇工長根就跑起來,我在上面一顛一顛的,像是一隻在樹梢上的麻雀。我說一聲:『飛呀!』長根就一步一跳,做出一副飛的樣子。」

不僅如此,福貴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不尊重老師,當老師要福貴唸一段書給老師聽時,福貴拿起《千字文》對老師說:「好好讀書,爹給你唸一段。」

福貴長大後常往城裡跑,十天半個月不回家,福貴自述迷上賭博的心態:「後來我更喜歡賭博了,嫖妓只是為了輕鬆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樣,說白了就是撒尿。賭博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又痛快又緊張,特別是那個緊張,有一股叫我說不出來的舒坦。」

福貴的散漫與其家庭有密切的關係,人的際遇,雖然某些時候像天外飛來一筆,突然發生,而無法歸納出事件發生的歷史淵源,我們稱之為無常,但,實際上,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是有脈絡可循的,現在是由過去駛來,而未來是由現在駛去,是有一個軌道的,人所走的每一步都會有或大或小的影響。

我們可以說福貴早年的散漫,是因為出身在地主之家,又生為獨子,被慣壞了,做父母的,不僅止於提供孩子溫飽,給孩子最「好」的學校,更重要的是,從小就教育孩子為人處世的道理,並盡量言、行一致,做為孩子模仿的對象。

當福貴在學校表現出不尊重師長的行為時,徐老爺子就應該立刻予以糾正,一旦習慣養成,就不容易更改,福貴長大之後,喜歡到城裡找一位胖胖的妓女,時而要她背著福貴從城裡回到鄉下,並且僱用一個轎子護送妓女回城裡,如此的養尊處優,也和小時候他父親請長工長根背著他上、下學有關,這一切的一切,其源頭推到福貴的父母身上,終於,福貴敗光了家產,恐怕徐老爺子難辭其咎,福貴固然是個孽子,但徐老爺子卻是個老糊塗。

人往往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如果福貴沒有在一夕之間敗光家產,也不可能幡然醒悟,俗語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人的一生中,總是在追追尋尋,有些人尋覓了大半輩子,直到老死,一生庸庸碌碌,卻仍不明白,存在的意義,福貴因為敗光家產而覺悟,而重新紮紮實實的做人,讓我們覺得相當的欣慰,至少,他沒有一錯再錯,不顧一切地不回頭,將自己陷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合理化裡,在小說中,福貴在家珍離家出走又回來後,重燃起生的意志,跑去跟龍二借五畝地來耕,龍二笑笑,問福貴身子挺的住嗎?福貴答說,練練就可以,沒有當過農夫的福貴,從此改行下田工作,剛開始時,由於不習慣,手指常被鐮刀割傷,福貴的母親與在城裡長大細皮嫩肉的家珍也下田幫忙,看到福貴手指受傷,徐母抓起田間一把泥往傷口處貼,說這泥土是最滋養的,能長作物,也能滋養身體。

 福貴一家人,由絢爛歸於平淡,雖然沒了家產,卻找回了幸福,徐母常安慰福貴說窮沒有關係,大家在一起就好,人的際遇實在難說,福貴從此過著平淡的日子,守著茅舍、守著孩子,安於平淡,在平淡中找到一絲絲的幸福。

在田間工作的福貴與中國自古以來的農民一樣,具有幾種人格特質:堅毅、溫馴與認命,我們觀察福貴,溫馴的像他所養的小羊一般,很像是「沉默的羔羊」,福貴的羊是被養在羊棚裡,被人決定了宿命,而福貴卻被豢養在這五畝田裡,被巨大的社會潮流決定了宿命。

福貴的認命哲學可以用幾句話點出:「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哪隻牛不耕田?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久與他們所豢養的牛一樣,放棄了在原野上奔馳的自在,他們就像黃土地上的麥稈一樣,為了在秋天結成纍纍的果實,而放棄了遷移的能力,牢牢依附於貧瘠的泥土上,忍受著陣陣的狂沙與烈日。

這樣的認命,究竟是懦弱或是堅毅?福貴終其一生,似乎很少質疑過政治、戰爭與人道之間的輕重,也沒有能力與時勢抗衡,而眼睜睜的看著有慶、鳳霞與春生成為政治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而福貴只是中國自古以來千千萬萬農民的投射,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質,是傳統、文化、土地、人欲以及無知所交織而成,像麥稈一樣,永遠低頭的個性。

 

黑色幽默

  這部影片講述在中國40~60年代的大時代悲劇,以一個小家庭為切片,故事的情節簡單,全片籠罩在沉重的、落寞的滄涼之中,好像一片腥紅色的畫布上,只零零星星點綴著難得的生之喜悅,在福貴的一生之中,總是顛沛流離,恐懼是常態,笑容是奢侈。僅能將小小的生活遭遇加以擴大,成為一種樂趣。有一次,家珍帶著有慶去看福貴表演,為了讓有慶消消氣(福貴在公共食堂中過度處罰有慶的頑皮行為),家珍與有慶藉著幫福貴送茶的名義,在茶中加了許多的辣椒與醋,正表演的的起勁的福貴,不明就裡的喝了一口,噴著滿是布幕,生氣的追著有慶跑,觀眾看到這一齣戲外戲,不禁啞然失笑。

  這樣的快樂看來非常的平凡,可能不是像升官、發財或娶妻、生子般的熱鬧,但,卻是人們多數時候,可以獲得的、僅有的一絲絲的平安、喜樂,就這麼多了。

  雖然劇情詮釋的是苦悶與荒謬,但如果詮釋者能以幽默的方式加以潤飾,則觀眾比較不會感到如此的沉重,其重量感減輕,因為幽默而變得輕快,而不失其震撼力,而讓觀眾越咀嚼越有滋味。

  幽默常是一種不合日常邏輯的思考,由慣性的思維,一下子,天馬行空的跳出,而得到另一種迥然不同的結論。

  幽默,以生命的沉重為背景,就是「黑色幽默」,除了另類思考外,可能也含有嘲諷(例如對「偶像崇拜」的批判)或生活智慧(例如豁達),或則,自我解嘲。

  讓我們來看看劇中的一些幽默,福貴原先是地主的兒子,沉迷於賭桌上,他沒什麼現金,每次賭博就用房子做抵押,輸了就在帳本上簽帳,後來輸多了,帳也簽多了,自己的名字也練漂亮許多,龍二幽他一默道:「近來帳欠了不少,但,字是練得大有長進了!」

  這個鏡頭讓觀眾會心一笑。

  另一個有趣的鏡頭是萬二喜娶妻一段,它的有趣,在於完全違反了一般婚禮的預期,萬二喜與鳳霞的第一次約會是藉由兩人合力在家裡的牆上畫巨大的毛澤東像,而婚禮當天,還必須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當觀眾聽到萬二喜對著毛澤東畫像高喊:「毛澤東您老人家,我把鳳霞接走了!」爆出轟然的笑聲,連鳳霞快生時,福貴與家珍到鎮長家送紅蛋,沒想到牛鎮長卻恭賀說道,好好生,為共產黨生個小工人階級。

  這一切都很荒謬,這樣的荒謬對比出政治的張牙舞爪,而導演的功力不在於揭破政治的黑暗,當著眾人的面前,赤裸裸的解剖、控訴,而是,以小市民的一場婚禮,在歡樂的氣氛中,畫龍點睛地、若有似無地道出生存的無奈。

  這樣的幽默是帶有極強的諷刺意味。

  其實,這樣的幽默是引導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這才是影片的價值所在,一部作品的價值,絕不是在於它的人云亦云,在原來的架構上不斷的堆疊,充其量,只有在有限的天空裡打轉,而在於,能夠跳脫潮流的地心引力,引導觀眾進入無垠的太空,這需要創見與勇氣。

  這部片子的黑色幽默正是引導人們拋開(政治)成見,如實的面對生命,也難怪,國際影評會給予殊榮,曾獲得1994年坎城影展大獎及最佳男主角獎。

  當然,能獲得影評人的激賞,除了影片本身的藝術魅力,能夠匠心獨運的反映當代背影之外,還在於導演與演員的刻劃入裡,以及,除了能忠實的詮釋時代的滔天巨浪外,更能獨樹一格,站在卑微市井小民的立場上,去理解其苦悶,在幽默中,點出時代的悲劇與人命的韌性。

  幽默(諷刺)的力量部分來自對立,福貴由舊社會的公子哥兒身份,掉落到新社會的貧(平)民身份,就是強烈的對比,對福貴而言,由絢爛歸於平淡,是難以承受之重,可以說,是命運之神幽他一默,以及,許多由舊世界被迫轉移到新世界中,邊緣人的無奈。

  可,新社會又如何?儘管涵蘊著人們的期望,驅使著人們流血、流汗加以實踐,但是,其結果,恐怕又是令人失望的,那些血、汗,多數是白流的,命運之神再度幽人們一默,期望與結果是對立的。

  當福貴與春生在國共內戰中,被抓當民伕,第一次看到冰天雪地中這麼多死人,靈魂深深的震懾著,福貴對著春生喃喃而言道:「回去得好好活著!」

  可,福貴果真如願「好好」活著?我們只看到他在時代的悲劇中載浮載沉,掙扎求生,只是為活著而活著而已,這樣的存活是不是「好好」活著?實在令人感嘆!是命運之神對福貴的嘲諷吧!他是從戰場上僥倖存活下來,不過,卻必須面對兒子、女兒死亡的悲劇,這樣的悲劇,能否說其當年之從戰場上存活下來,到底是僥倖還是不幸?

  也許,我們或影片本身,所要深究的「好好活著」並非如我們所期望的壯闊的、高遠的活著,才具有意義,而是「順其自然」的活著,這樣的活著也許渺小,也不可能發光發熱,但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得紮紮實實地,「好好活著」!

  當我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沒有意義時,懷疑自己的努力是不是具有價值時,其實已經對自己是否「好好活著」給予否定的答案。

  對現狀的不滿一方面逼迫著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狀況,思考著改善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負面情緒,不安、恐懼與憤怒接踵而至,甚至,發現根本無法改變現狀,失去改變的信心,成為苟且偷安。

  這樣看來,「好好活著」其實是極複雜又主觀的定義,任誰都說不清楚什麼是「好好活著」。

  也許我們存在的目的就是自己去追尋、詮釋與實踐屬於自己的「好好活著」。

 

雜草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張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我們哪一個人的生命不是千瘡百孔?生活是好、是壞,還是要過下去。在小說中的福貴是一位老農夫,望著田埂間除不盡的雜草,悟出,小草不是卑微,而是生生不息的存在,其實,反而因為卑微,所以巨大,不管是高山、縱谷,不論是貧瘠或豐美,總是有小草。

  福貴將自己的生命比喻做雜草,它的特性是越除越長。雖然雜草是毫不起眼的,但可說是生存意志最強悍的植物之一,因為它的屬性卑微,所以不需要華麗的田畝,因為他所需不多,也不需要細心的灌溉,一有機會就生長繁衍,遍地的雜草,正說明其無以倫比、堅韌的生命力。

  我們可以說福貴的生活哲學就是「雜草哲學」,可以簡單地說,就是隨遇而安,盡力生長。

  雜草對什麼都不貪,非常認命,只貪一個--生存。

  雖然劇情的發展有些不合情理,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如何超越人的卑微,使具有一絲絲存在的基本尊嚴,但是,我們仍了解影片的用心,雖然對時代的衝擊沒有任何招架之力,仍然挺身出來,為底層民眾說句公道話,並以此反省,政治、戰爭、社會運動以及人性的衝突。在展開這本書的論述之前,筆者引領我們,以更超然的態度來關照這部影片。

  首先,要將這麼多的「偶然」堆砌在一個人的身上,雖然機率不是沒有,但幾乎等於零,如果張藝謀關照的是底層廣大的百姓,那麼,所選出的個案應該是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也才會感到親切,而由於福貴的個案太不可思議,而喪失了代表性,喪失了純真,反而給人一種勉強的刻痕,虛矯的人工美。好像,在一塊原木上雕刻樹木,這塊原木看來有樹木的華麗,卻也喪失了原木本質。

  這樣的偶然是不合人情的。

  當然,我們是透過層層的轉述來理解福貴的,某種程度的失真、扭曲在所難免,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硬梆梆的抓住「真實」,加了調味料的菜,可能更加可口。就看素材與配料之間如何搭配了。

  第二,余華與張藝謀對小人物的描繪真是匠心獨運,劇中的福貴被塑造成一副畏畏縮縮的沒有格調,以及,戰戰兢兢的生存焦慮。在緊要關頭,福貴從來不曾站出來為自己以及家人爭取,他所能做的,僅是順從,在權威之前,在人際關係中迴避。

  而演員葛優卻將這樣的角色詮釋的活靈活現,真了不起!

  這引發了我們第二個質疑:如果潮流是難以抗衡的趨勢,那麼人的順從,甚而,放棄自我而隨波逐流,不管一切,只管活著,這樣的活著是否具有意義?

  當然,我們希望能從影片中找到答案,也才不枉費我們花了些時間來欣賞這部影片。

  但是,我們找到的卻是一個虛無飄渺的答案,反映在春生與福貴的對話上,在國共戰爭時(1945~1949),當春生與福貴被抓去當民伕,望著戰場上累累的屍體,驚慌中,春生喃喃而語:「咱們得要活著回去。」福貴回道:「回去得好好活著!」

  儘管,他們倆幸運的逃離死神,但接下來所要承受的卻是一波波的苦難,福貴與春生的下場既孤獨又淒涼(春生後來被批鬥成「走資派」,老婆自殺),似乎,這違反了中國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假設,當初死神饒了他們,似乎不是可憐他們,給予他們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而是,捉弄他們,直到他們再沒有力氣被捉弄為止,正應驗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我們懷疑,這樣的活著,是否「好好地」活著?這就是影片的不足之處,影片只是冷靜地觀察,人存在的悲劇與無奈,卻沒有指引我們如何走出這樣的宿命,是與命運攜手合作,投入滾滾的洪流裡,像福貴一樣,只圖活著,不管是不是「好好活著」?或則,為了「好好活著」而適度地與命運對抗,也許,爭回一些自主權,人的尊嚴。

  影片似乎偏向第一種觀點:順從,與命運攜手並進,即使其代價是自我的喪失,因為:「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不知道福貴是不是順從過頭而麻木了,或是導演有意利用這種麻木不仁的心態來嘲諷人性,我們很驚訝的發現,福貴居然從來不向命運的不公咆哮,甚至,連一絲絲的抱怨也沒有,至少,沒有說出來,那喪子的巨大傷痛,究竟被壓抑了?還是被淡化了?表現在福貴臉上的是一幅淡然,這樣的淡然究竟是出於歷經重重挫折後,所焠煉出的智慧火花:豁達,亦或是,長期順從、壓抑之後,所衍生的「全然無助」的麻木?

  最終,我們所需面對的是一種選擇:去成為痛苦的蘇格拉底,或快樂的豬?

  影片似乎傾向於後者,難道面對勢無可擋的時勢時,人只能選擇接受的份兒?而且必須打從心底「坦然」地接受?如果口服而心不服,勢必,激起心中翻騰的巨浪,日日折磨自己,永無寧日。

  這樣的活著,怎麼說的上是「好好活著」?人可有存在的基本尊嚴?當一個人失去靈性之後,與動物有何不同?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導演又提出另一種看法,筆者稱之為「雜草哲學」。存在的意義只為了存在,不管是壯烈或卑微。壯烈而不復存在,只是歷史的陳跡,供人研究的對象。而卑微又不存在,就如同空氣般的透明,世界從來沒有感覺過這樣的存在,因此,無論如何,一定要活著,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只要能活著,就有擴展、壯大,並且向世界宣告自己存在的機會,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福貴是一個農夫,有感於田埂間雜草:「野火燒不盡,春生吹又生」的韌性,他看到的,反而不是那不起眼的「草」,而是能夠在絕大多數土地上生長的、生生不息的「意志」。

  存在本身就是價值,就是希望。是本片的中心,但是,這樣的觀點,可能陷入「功能主義」的機械論裡,一味的以為「天生我才,必有所用」,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其生命的意義。

  究竟蚊子的生命意義是什麼?是為了吸血?或是為了透過吸血而繁衍,而進化蚊子的族群?即使,蚊子這個族群進化了,對於地球或是宇宙是否具有意義?

  我們驚訝的發現,影片所要詮釋的「好好活著」竟然是這樣的,不顧一切的活著,一種如水一般的柔,也才能順應任何的低下,而也因為這樣的柔順、不畏低下,最終才能匯聚成汪洋大海。

  這就是我們比喻張藝謀的影片,如一條曲曲折折的河流,蜿蜒流向大海的原因。

  但即使我們理解「雜草哲學」,理解「活著」比一切都重要,還是無法擺脫可能為存活,不顧一切所衍生出的「非預期後果」,根本上,就是靈性被抽離後,一種動物性的存在,從此,人可能服膺「弱肉強食」的「自然律」,對人沒有悲憫或同情,或則,變得像機器人一樣,一種冰冷冷的存在。

  影片又提出一個論點,企圖說服我們,只管活著,暫時不去思考存在的品質問題,因為:「明天會更好!」,這可以由福貴對兒子有慶的對答中展現出來。

  有一次,有慶問福貴「小雞長大了變什麼?」福貴回答:「小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就是共產主義。」

  這樣的意識型態暗示:只要活著,生活就會越變越好。我們很難理解,這種「越來越好」的想法是一種給予困苦中人們咬緊牙關的理想,是他們努力的方向,亦或只是一種藉口,自我安慰,以此蒙蔽自己的苦難,給予自己一絲絲存在的理由,即使這一代過得不好,下一代也沒有起色,但下下一代或者「以後」日子一定會過得更好,那麼,現在,即使日子再苦,也不算什麼。

  人,如果將生命無限的延伸,那麼,目前的苦難也將被無限的被未來均分。這就是人為何可以忍受的原因:為了將來。

  但,這世間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將來是不是一定比現在更好,任誰也說不上來。在小說中,福貴的女兒、女婿以及外孫饅頭都比福貴先走,白髮人送黑髮人,命運之神發出狂笑,嘲笑福貴那生活會越過越好的期望。

  看到最後,我們只看到苦難,看到人們一連串的掙扎,卻看不到他們掙扎的價值,也許這掙扎,只是一種本能,就像把人拋入水中,他一定會掙扎浮出水面,既然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也就不再需要什麼華麗的外表:生命的意義、理想、節操、人情等都是多餘的,赤裸裸就好。

  活著,就只為了活著,沒有什麼理由,不用多問,也不用多想,複雜,反而會增加活著的重量。

  我想,這就是這部小說及影片所缺少的,儘管它給我們很多,但卻無法協助我們,找到靈魂的出口,找到與命運對抗的智慧與大無畏的勇氣。並且,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應該順從,什麼時候應該爭取。

  然而,這部影片有其獨到之處:它翻轉人們的視角,改從小人物的眼中去關照其所存在的境遇,這是導演的悲憫,雖然世界是多元的,在表相背後往往暗藏眾多的複雜與扭曲,但人們往往無法,也懶於去追究其他的可能性,而方便地接受一面的觀點,而這觀點,往往是大人物、權威人士的定義,而弱者、小人物的聲音,儘管如何的不公,終究淹沒於荒煙漫草之間。

  然而,《活著》卻提醒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時代所曾經加諸於我們,或即將遭逢的苦難。打破我們封閉、麻木的心,去如實的面對苦難,去理解苦難的淵源,進而,悲憫他人與自身的遭遇,也為我們走出一條超越的道路。

  至少,《活著》做到這一點,它引導我們反省自身的處境,而且是從云云大眾「我們」的立場出發。

  平心而論,這世界本來就是一片渾沌,理不出所以然來,儘管我們認為是有序的,但法律或道德可曾真正為多數人帶來了公正?卑下不是仍然畏懼強權?而公正常常是會偏袒的。

  壞就壞在我們自認為「理性」的「動物」,一廂情願的堅持,為這世界尋找「真理」,一個公式,例如,一加一等於二,這樣,我們就能夠有所依循,不會那麼的不確定、無助。

  可,這是不可能的,世界仍是一片渾沌,沒有公式,或有許許多多的公式。

  終於,我們能理解為何導演及作者無法為我們指引一條超越苦難的出路,即使有「一條」出路,但這「一條」出路是不是適用於未來所有類似的情境?類似的人們?卻又是一個問題,勉強套入,反而是桎梏而不是解放,畢竟,歷史是有其獨特的時、空,是唯一的,而無法複製的(包括解決方法的複製)。

  所以,與其獨斷的告知觀眾問題解決之道,不如,留給觀眾無限的想像空間,以自身的立場去詮釋劇中人物的悲、喜,打開觀眾的悲憫與反省,如果,觀眾有所覺悟,會自行重整面對苦難的態度,以及,尋求超越苦難的路徑,也許,他可以參考別人的說法,但,別人的說法不見得適用於自己,到頭來,人所面對的,還是自己。

這就是影片結束時,字幕上打出「以後」的原因,以後,包含無限的可能性。

 

人物素描

家珍

 家珍是中國人對傳統女性理想化的投射,沒有自我,在她的生命裡,只有丈夫與孩子,在于華的小說中與電影裡,我們可以歸納出家珍具有下列的人格特質:

(一)認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家珍給人一種始終如一,紮實可靠的放心,一種可以迎向人生風風雨雨的踏實,不會因為福貴早年的散漫與敗光家產而離開福貴,也不會因為後來的窮困而哀聲嘆氣,無怨無悔的守著這個家,盡力的付出,直到燃盡最後一點生命力為止,可謂是傳統中國婦女的典範。

(二)勤勞樸質。自從福貴敗光家產之後,從龍二那兒取得五畝田,改行當農夫,從前有錢家的家珍,一向細皮嫩肉,也挽起袖子,下田工作,後來家珍因為工作太累了得了一身病,在床上修養的時候,她要福貴把所有破爛的衣服放在她床邊,開始拆拆縫縫的為有慶與鳳霞做衣服,家珍的生活哲學是:「有活幹心裡踏實」,我們可以由于華小說中對家珍的一段描述來看出家珍堅強的意志:「家珍說也給我做一件,誰知我的衣服沒做完,家珍連針都拿不起了。那時候鳳霞和有慶睡著了,家珍還在油燈下給我縫衣服,她累的臉上都是汗,我幾次催她快睡,她都喘著氣搖頭,說是快了。結果針掉了下去,她的手哆嗦著去拿針,拿了幾次都沒拿起來,我撿起來遞給她,她才捏住又掉下去。」

福貴說,他是前一輩子做了狗,吠了一輩子,這一生才能如此幸運的娶到家珍。

(三)閑靜的氣質。家珍並沒有像烏鴉一般的喋喋不休,總是氣定神閒,屢屢緩和衝動的福貴。

(四)機警、細心。家珍的腦袋轉得快,不會像福貴一般,死死的,在影片中,鎮長帶著一批人要充公福貴的一箱皮影戲偶,家珍臨機一動,問鎮長可否為辛苦煉鋼的鎮民表演皮影戲,因而保全了一箱皮影。

在小說中,有一次鎮長帶著一位地理師在村裡轉來轉去,想找一個風水好的點放置煉鋼的汽油桶,當風水師走到福貴家門口左顧右盼時,福貴深怕他這茅屋被相中,而無家可歸,正巧此時家珍與這位地理師舊識,禮貌地請地理師進屋喝口茶,如此而化解了危機,地理師轉移焦點,相中了鄰居的茅屋,鎮長放了一把火把那茅屋燒了,絕望的小農民,先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沒收農地,接著,又在熊熊烈火中,看著自己的家化為灰燼。

有一陣子家珍病得不輕,鳳霞背著她進城裡看醫生,回來時,即將進村前,家珍堅持要下來走,她怕有慶看到母親被姊姊背的狼狽樣,因而擔心母親的病情。

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看出家珍的細心,即使重病在床,也天天會將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一絲不茍。

(五)自我安慰。責任心越強的人,有時越給自己攬上許多的責任與煩惱,除非意志堅定、認命,才可能貫徹到底,否則難免虎頭蛇尾,臨陣脫逃,不然,也必須懂得自我安慰,使生命舉重若輕,在認知上改變,協助自己渡過漫漫的長夜,福貴與家珍經常在認知上調整,以便超越生活上的種種無奈,其所用的心理機轉就是:「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例如,當福貴被抓丁而突然離開家裡時,回到家發現鳳霞啞了,母親也去世了,在百般的哀怨中,他只得安慰自己說在戰場上疊疊的屍體中可以存活下來已經是幸運的,在心理學上稱這樣的心理為「趨下型比較」,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理,當我們遭逢苦難時,轉移我們的心思在比我們更不幸的人,如此而釋放我們的怨尤,慶幸我們仍活著,而燃起一絲生之意志。

當福貴晚年將心愛的鳳霞嫁給城裡的二喜時,家珍與福貴百般的不捨,屋子裡一下子變得冷清,福貴只得安慰自己說,至少鳳霞是村裡最孝順的女兒,即使出嫁了,還常回家探視。

當家珍臨終時,是這樣寬慰自己的,她對福貴說:「這輩子也快過完了,你對我這麼好,我也心滿意足,我為你生了一雙兒女,也算是報答你了,下輩子我們還要一起過。」,其實,按照福貴的說法,家珍跟著福貴,一輩子沒有過過好日子,而家珍卻也能心滿意足,為福貴生了一雙兒女算是回報,接著,家珍用最後一口氣說:「鳳霞、有慶都死在我前頭,我心也定了,用不著再為他們操心,怎麼說我也是做娘的女人,兩個孩子活著時都孝順我,做人能做成這樣我該知足了。」

白髮人送黑髮人本來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劇,怎麼在家珍臨終前卻說至少兩個小孩在世時很孝順她,她也該知足了。

人往往在臨終時會做生命的回顧,如果回顧這一生,覺得大部分的心願都已完成,就感覺到這輩子沒有白活,否則只會帶著遺憾離開人世,然而,在家珍的心靈深處,在最核心、最幽微之中,不願意承認這一生的悲慘,從而襯托出活著的沒有價值,畢竟,她這一生只是一連串無常與失敗的總合,她無法面對這巨大的傷痛,她必須在認知上轉換,緊抓住曾經有過的一點點快樂,就像,僅將我們的視線投注在大洋上的一艘船一般,而「忘了」海洋的存在,如此,方能自我安慰說,這一生是沒有白活的,「至少不用再為家珍跟有慶擔心」,家珍說。

        人的存在,總會遭逢某些的生死無常,當外在情勢無法改變,而迫使我們必須承受巨大壓力時,也唯有自我安慰才能減輕生命的重量,獲得一絲絲的喘息。

 

三顆砲彈

  人為什麼活著?是僅僅為了延續宇宙既有的生命嗎?或是,不斷的創造,以增益生命的內涵?古今人類的許多創造發明都必然增進萬物生命的內涵,並且有助於物種的延續嗎?這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為什麼延續與創造不一定是相輔相成的?科技的發展帶給人類巨大的便利,然而,凡事皆有一體兩面,越是巨大的利益,越是隱藏著巨大的不利,有利與不利如同白天與黑夜般的自然,隨著日落西山,黑夜逐漸降臨。

  我們在享受文明之餘,卻揮不去文明所帶來的傷害:核子冬天、地球溫室效應,以及物種的絕滅等等。當一群美國科學家慶賀著原子彈的發明成功時,親眼目睹其爆炸的威力,卻對人類可能被毀滅的恐懼深深驚悚著。

  意識型態也是人類眾多的發明之一,雖然它是抽象的,卻深深的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層面,本片就以極為幽默的方式,來諷刺意識型態對人們生命形式的塑造與雕琢,有趣的一幕是,萬二喜同志娶妻(鳳霞)的歷程。婚禮上新郎與新娘穿的不是禮服而是制服,唱的不是結婚進行曲,而是黨歌,拍合照時,背景是毛澤東像,結束時,萬二喜對著毛澤東像大聲說:「毛澤東您老人家,我把鳳霞帶走了!」這樣的婚禮,所呈現出的是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在當時的中國大陸,這樣的心態與行為是「正常」的,人們依循慣例,心中充滿著熱忱,並不覺得有任何的不妥,反而,樂在其中,今天,我們之所以覺得萬二喜同志娶妻事件如此的古怪與有趣,是因為我們是以「局外人」的身分加以觀照,才能以較為理性的角度,去挖掘人性的本質。

  在封建帝制的中國社會中,有一個極為不平等的現象,極少數的士大夫階級統治著廣大的農、工階級,在專制的年代裡,平民的生命往往如草介般的卑微,平民的不滿一直累積著,時而爆發,而其中洪秀全所展開的太平天國起義,開始時,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平民爭取人權的運動。

  太平天國起義雖然功敗垂成,卻啟發了後來國父的革命,終於推翻了專制體制,不幸的是,民國初建,封建的遺毒尚在,因而有袁世凱的改帝制事件,而即使面對日軍侵華,國共之間仍然勾心鬥角,紛紛擾擾,無法一致的抗敵。表面上,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的路線鬥爭,實則,尚包含著許多複雜的因素(例如政治腐化與外國勢力介入等),當然,其中最具關鍵性的因素就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個人的權力意志,是一種披上民主外衣,換湯不換藥的個人獨裁意識型態的爭鬥。

  日軍侵華,使得雙方的衝突暫時紓解,歷史一再的告訴我們,解決內部紛爭的方法之一,就是面臨一個強大的敵人威脅,為了自保,以往的恩怨都可以拋棄,以便團結一致,全力向外。「外敵」是一個轉移國內衝突的注意力的良好藉口。但是,一旦沒有了外敵,就開始了一場內戰的浩劫。民國三十四年日軍投降,就此揭開國共內戰的序幕。片中的福貴,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糊裡糊塗的被國軍與共產黨抓去當兵伕。

  這部影片在表面上雖然歌頌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卻是在諷刺此種虛假意識型態對人性所造成的傷害。例如,當福貴與春生被國民黨「抓丁」時,就凸顯出生命的無常與政治的冷酷與荒謬。當福貴在賭場上輸光家產,弄得家破人亡,在絕望中才覺醒要好好做人,跟龍二借了一箱皮影戲偶,在鎮上表演皮影戲,準備好好過活時,不料有一天在演出的中途,有一把刺刀從布幕中刺進來,活生生的割裂了福貴與春生的寧靜生活。他們就在極度的驚駭中,被國民黨的部隊帶往一個生死未卜的內戰情境,幫忙搬運軍事物資,對家中還有老母與妻小的福貴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福貴與春生被國民黨的部隊抓走,在冰天雪地裡搬運物資,對福貴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這場戰爭的勝負,而是自己的親人,所以他們時刻想逃跑,福貴在經過兩次無常之後(第一次睹光家產,第二次被抓丁),終於潘然醒悟,他喃喃自語地說:「只有老婆與孩子最好。」從前福貴的生命意義是在賭桌上,置家中的妻兒不顧,如今,在絕望的情境中,他才能跳出舊有的、嬉笑人間的藩籬,重新省視自己的生命,發覺昨非而今是,這才覺醒到,原來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其實就在自己的身邊,福貴繞了一大圈才了解這一點,套句王國維的詩:「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伊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筆者以為,這就是本片所要指出的重點之一,就是珍惜自己所有,不要因為追尋遠方的星辰,而踐踏眼前的玫瑰。

  五零年代中共開始了大躍進的運動,在影片中所呈現的一幕是與其所推行的大煉鋼運動有關。鎮長帶著隨從挨家挨戶的「收括」鐵材,要求居民樂捐任何含有鐵的東西,當鎮長一批人來到福貴家裡時,福貴表示並沒有什麼鐵可以捐了,此時小兒子卻興奮的指著皮影戲箱上的鐵枷以及皮影戲偶上的操控鐵絲,說他們仍然有可以樂捐的「鐵」,當福貴不以為然的說「這哪算是鐵?」鎮長反駁道,「你的悟性不如你兒子高,這些鐵可以造兩顆子彈,也許,最後解放台灣就差這兩顆子彈!」

  此時期,毛澤東將英、美以及台灣塑造成可能威脅其存在的敵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助於其團結士氣,進而鞏固政權的策略,雖然其中尚夾雜複雜的情感,包括民族自尊心,以及共產主義的實踐等。

  我們理解當年中共與美國及台灣的心理糾葛,如果不加以描述,觀眾可能不能完全理解片中所呈現的巨大仇恨,在片中,當牛鎮長推著車子,上面放著鎮上所煉的一團鋼材,敲鑼打鼓的慶祝著,來到福貴家門口時,鎮長開玩笑地說道,這些鋼材對國家將會有莫大貢獻,可以鑄成三顆砲彈,用來解放台灣。一顆打在蔣介石的飯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的床上,另一顆則打在蔣介石的茅坑上,讓蔣介石不能吃飯、睡覺或上廁所。雖然,表面上看來,當年日軍戰敗後所引發的國共內戰,是一場意識型態的戰爭,但是,這其中到底有多少個人英雄主義以及權力因素的涉入,只有他們兩個自己最清楚。無奈的是,多年以後,兩人在潛意識的仇恨並未化解,卻各自在不同的舞台上散播著對立與仇恨的種子,使原本天真的人們學習以及接受彼此仇恨對立的觀點,我們可以從當年隨著部隊來台的老榮民身上,看到此種意識型態對人性的傷害。

  共產主義是人所創造的意識型態,就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一樣,都是以人類的幸福為出發點,一旦人們學習與相信某種主義之後,就會產生區別意識,將世界二分為符合自己信仰者與不符合自己信仰者,並以「好」、「壞」加以標籤。正如同,不同宗教間因為本位主義而相互批判一樣,雖然,多數宗教強調博愛,但是,自古以來我們很少看到不同宗教間可以互相包容的,總是,各自宣稱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理。

  不論是宗教或是主義或是某種價值觀、道德觀都強調信仰,而且是堅定的信仰,即使,有時候信仰者會發現信仰的內容與理性或人性產生激烈的衝突,我們稱此為盲目的信仰,是不假思索的,不加批判的全然接受。

  諷刺的是,信仰者並不認為自己是盲目的,反而,他批評不相信的人才是盲目的。信仰者以自己的犧牲來展示自己信仰的堅定,用來對抗懷疑者的眼光,並且,以自己的快樂來說服他人以及自己,這樣的信仰確實是好的,即使這快樂僅是包裹著痛苦的糖衣而已。

  我們理解,一個人對世界的觀點,確實會影響其思想、態度與行為,當一個人接受自己的宿命,選擇不與命運抗衡時,他就比較寧靜與自在,只不過,這樣的接受,有多少成分是無奈?有多少成分是自我催眠或自我壓抑?在這樣的「接受」背後,究竟人性與理性佔了多少的比例?在長期的漠視、扭曲與壓抑人性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深沉而巨大的傷痛?

  讓我們從影片中列舉某些片段來詮釋信仰扭曲或壓抑人性的觀點。影片中最壯觀的畫面是一場國共內戰的戲,可以說,雙方是因為不同信仰而戰,無數的人犧牲了,只為了那飄渺、高遠的意識型態。

  有一天,當福貴正在表演皮影戲時,忽然有一把刺刀劃破布幕,多麼駭人呀!福貴的生命立即改變,他與春生被當年的國軍「抓丁」--被抓去當兵伕。

  在當年的戰亂中,「抓丁」是常見的現象,為求戰爭的勝利而不擇手段,認為是一種理所當然或必要之惡,在二次大戰末期,美軍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裡,美國捷足先登,發展出原子彈,即使知道日軍投降在即,杜魯門總統仍然以保護美軍性命、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為由,「正當」的,投下兩顆原子彈,造成數十萬無辜日本百姓的傷亡。在杜魯門總統的心中有一個信念:為了儘快結束戰爭,原子彈的使用是合理的(justified),並且,這樣的選擇是對的,是出於正義的。

  在此,我們看到信仰所帶來的危機,杜魯門總統並非是嘗試以及實踐毀滅性武器的最後一人,然而,其理由卻是維護世界和平。二次大戰之後,共產勢力擴張,北韓在前蘇聯與中共的撐腰下,進軍南韓,企圖一統韓國,因而爆發韓戰,南韓危在旦夕,幸有美軍麥克阿瑟將軍的「仁川登陸」行動才挽救了南韓,不幸的是,共軍加入韓戰,大舉反撲,美軍措手不及,節節敗退,為了鼓舞士氣,結束戰爭,麥克阿瑟將軍竟然建議美國使用五十顆原子彈對付中共,而國會的反應是「美國可能使用!」更可怕的是,毛澤東的反應是: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子彈,一副不怕犧牲人民性命的態度。為了和平或某種主義而犧牲許多無辜的生命,這樣的意識型態,根本上就是違反人性的,即使,其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和平,如果要不斷的淌血,這樣的和平還算是「和平」嗎?

  人類史上充斥著此類為達「理想」而踐踏生命的悲劇。當年三國時候的曹操,在統一北方,志得意滿之後,決定率兵南下,併吞劉備及孫權的領地。他率領了八十萬大軍南下,不幸卻在「赤壁之戰」中挫敗。雖然本人可以突圍逃回北方,但是八十萬大軍,最後僅剩數千人而已,多數人不是戰死、受傷就是逃亡或被擄。

  影片中也不斷的上演這樣的悲劇,在國共內戰中,福貴與春生首先被國民黨的部隊抓去強迫運送物資,在國、共的某一次會戰前夕,戰場上呈現出一副急躁、倉促、雜亂與吵雜的軍事調動,國民黨的部隊預判共軍第二天即將展開攻勢,正在匆忙的部署防禦工事。

  然而,第二天並沒有預期的隆隆砲聲以及為求生存的驚天動地嘶喊聲,反而,卻是如此的寧靜,靜得如此的詭異。原來,國民黨的部隊,知道自己不敵,已在前夜摸黑轉進了。

  國民黨部隊之不戰而逃,不是因為自身的武器與兵力不如共軍,而是,在多次的戰敗之後,逐漸喪失了戰鬥意志,即使雙方有形的人員和武器不相上下,卻因為在心理上自我放棄,所以還沒有對陣就輸了。可以說,國民黨泰半是輸在心理上而不是戰力上。

  戰場上瞬息萬變,人數的多寡以及武器並非是唯一關鍵的因素,如果,一味的算計敵我雙方的數量,可能因此而喪失了主動性與奇襲的先機,而遭致失敗。

  數量大並不一定總是強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一個巨人雖然身軀龐大,但是行動遲緩,不容易隱藏自己,大部隊的調動,也需要大批的後勤補給密切配合,戰爭時間拉長或則補給被切斷,都可能使大軍混亂。

  所以,微小並不一定弱,而巨大並不一定強,強與弱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既然沒有完美的事物,那麼強者也有其弱點,如果,弱者可以抓住這強者的「阿幾里斯足踝」,奮而擊之,或許也有轉敗為勝的機會,使強者瓦解,而弱者得以保全。

  然而,能面對強者而不慌亂,並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有堅強的意志與勇氣,才能「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而且,光靠意志與勇氣還不足以應對,仍需要智慧與信心,以及些許的運氣,才能超越困境,而超越的關鍵,不在於這人無所畏懼,而是,理解畏懼,知道畏懼的性質與力道,不與其正面交鋒,即使,自己的力量強大,也不作無謂的浪費,而是,在徹底的了解雙方性質後,以自己的優勢,去引導、操控化解這敵對的力量。

  最低的層次是保全自己,暫時擺脫危機,並且有所警覺,努力以時間換取空間,努力壯大自己,以面對未來可能的危機,雖然,危機尚未解除,但若有所覺悟,則可能與威脅的來源一起進化,而這威脅就像一劑生長荷爾蒙一樣,將協助個體快速成長。不過,這樣的生長是不自在的,是一種為了克服威脅而不對稱的生長,就像烏龜為了保護肉身,而發展出厚實的外殼一般,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動緩慢,殼是發展也是限制。

  較高的層次是徹底的瓦解敵對勢力,解除威脅,從此,個體能夠無所畏懼的,依照自己的意志生長。不過,如果這個個體微小,生長需要時間,解除了某個威脅之後,可能面臨其他威脅,先前的歷練可能有助於未來的發展,也可能陷個體於固定的架構而減少其靈活性,而另一種威脅也可能更為致命。

  最高的層次在於將敵對的勢力轉化為對自已有利。就像中國民間神祇媽祖將原先搗蛋的千里眼與順風耳感化,協助其偉業一般。所以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戰爭的最高境界。

  這三種層次的差異全在於雙方的意志與實力,在最低的層次裡,尚存有兩種意志,而這兩種意志沒有交集,彼此是對立的。在較高的層次裡,雖然敵對的意志瓦解,但是自己的力量可能因為曾經歷過的衝突而消弱,意志可能變得更為強韌,也可能如驚弓之鳥,更脆弱,個體的未來也是未定的,因為個體仍在成長的階段,也可能面對其他威脅,是一種比較不確定的狀態,在最高的層次裡,兩種意志,透過某種(些)方式,而逐漸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意志,個體因為相互融合而更加的壯大。簡單說,就是「同化」,如同中華民族同化了蒙古與滿清一樣。

 

煤灰

  當年的國、共內戰,可以簡單化約成毛澤東與蔣介石為核心的兩種意志的競爭。雙方各有理想,而兩種意志也有交集的地方:在某個狀態下,將全國統一,擺脫種種的枷鎖、貧窮與腐敗,以提昇人民的幸福及國家的地位。

  只不過這樣的交集卻因為彼此的權力意志、信念、國際影響及其他種種因素而漸行漸遠,終致成為兩個硬梆梆的,彼此無法融合的鐵塊,最後必須使用戰爭之火的激烈方式,才能將彼此消熔。為了促使鐵塊融化,必須升起熊熊烈火,而人民就是那可以被犧牲的燃料,如煤塊般的低賤。

  所以,在共軍大舉進攻的清晨,那種不尋常的寂靜,是國軍倉皇逃走下的產品,是因為人在面對死亡之神時,因為驚嚇過度而全身僵住,一片空白的死寂。而那些來不及帶走的傷兵,並沒有死於敵人的炮火下,成就一種「光榮」,而是在忙亂中,被自己的部隊拋棄,成為人性自私與雪的祭品。

  我們無法從這些被凍死的傷兵中,包含福貴、春生以及許多當年的參與者身上尋找出意義。反而,影片所表達的是一種生之無奈,為了鍛造「理想」,人民必須成為煤灰,以燃燒自己,成就領導者的意志。

  一個理想的實踐,真的需要如此的代價嗎?一種理想真的優於另一種理想嗎?或許,當年許多的參與者並沒有真正了解雙方各持理想的本質,即使理解一些,也可能被熱情、偏見與自私蒙蔽,而云云大眾,只是不由自主的淹沒在時代的洪流裡,在激流中載浮載沉,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活著,而不是理想。

  我們無法從福貴、春生、凍死的傷兵,以及當年內戰許多參與者的身上找到意義,除了不理解理想與被迫參與外,還包含更為主觀的因素:個人對「意義」的抉擇與定義。

  對福貴而言,到底是主義、國家重要,還是母親、妻子與孩子重要?如果國家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衝突,他要如何抉擇?他活著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家人或國家?在戰場上脫逃可能有哪些解讀?不忠於職守,基於人道反對戰爭?或出於只想回家的一種歸鄉的平凡情感,或是一心一意保護家人,不顧一切抗拒社會壓力的壯烈?

  所以,當福貴被「抓丁」時,就是活該被抓,不管家裡是否有老婆、孩子等著他回來。規範既然定了,個人只有順從,意圖抗拒,就是以卵擊石。在經歷過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看到無數的傷兵凍死之後,福貴領悟到:「只有老婆、孩子最好!」但,即使他很想逃,一旦被抓回來,就被槍斃。各種意識型態演化出各種體制以實踐該意識型態,儘管意識型態多麼的優越,體制多麼的完善,在實踐的歷程中一定會產生許多始料未及的問題,甚至,其結果與原創的宗旨背道而馳,原因在於,所有理想的實踐,都離不開人,而人性是複雜與多變的。今天,某些北歐國家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對人民的照顧非常周到,即使失業,仍然有相當寬裕的失業救濟金,反而造成某些失業人士不那麼想去工作,結果是,這些國家的自殺率相當高(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共產主義強調人民當家做主,不過,歷史上,其實踐的過程(早期蘇聯、中共)卻往往與集權主義結合,而使人民喪失了自主性。

  在片中處處呈現此種意識型態與人性衝突的例子,在一幕萬二喜同志娶妻的個案中,處處可見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而違反人性的鏡頭,萬二喜同志與鳳霞(未來妻子)的唯一一次婚前的約會活動,是兩人一起在福貴家裡的牆上畫毛澤東的像,萬二喜已經在工廠畫了數十幅毛澤東像。更有趣的是,在婚禮當天,當萬二喜要把鳳霞接走時,是先唱完歌頌毛澤東的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唱完後,萬二喜再對著毛澤東的像,大聲說:「毛澤東,您老人家,我把鳳霞接走了!」

  雖然,我們會對這樣的行為舉止感到可笑,但,在我們的生活中,「偶像崇拜」仍然以某種形式,若隱若現的表現出來。而偶像也更為多樣化,不管他是一位政治人物、明星、學者、商品或甚至某種抽象的意識型態,一旦被個人偶像化,那麼其熱忱將淹沒理性,這樣的熱忱,其實是蠻危險的。

人物描述

牛鎮長

牛鎮長象徵著存在我們週遭的「政客」,對於上級的政策以及政策背後的內涵不甚了解,上面說什麼就做什麼,上級說要煉鋼,他就到城裡弄來一個汽油桶,並且挨家挨戶地去搜括鐵材,連煮飯的鍋子也不放過,然而,這群一向居住在農村的農民,根本不懂得如何煉鋼,他們以為煉鋼就像是煮東西一般,在鍋裡〈汽油桶〉加一點水,然後再加入一些鐵,煮久了就變成鋼,可想而知,這樣的煉法,只是一場勞民傷財的活動而已,村民輪流去挑水,打開熱氣沖天的鍋子,深怕被烤焦,戰戰兢兢地加水,然後再找柴火,不斷地添水、加火,卻無法煮出些什麼!

然而,最後牛鎮長卻趕在節慶日將鋼材煮出來,並且在上面披上紅彩帶,敲鑼打鼓地,炫耀說他們這些日子以來的辛苦沒有白費,終於煉出了一捆鋼材,這鋼材可以造三顆砲彈,最後解放台灣就靠這三顆砲彈。

這鋼材的適時出現,真可謂恰到好處,牛鎮長,不論如何,也要擠出一點東西,對村民交代,並且強調這東西的重要性,讓村民覺得他們的努力是有價值、沒有白費的。

牛鎮長是機會主義者,一有機會就會滿足自身的利益,表面上是為民服務,實際上是利用權勢,能夠取到什麼就取。

在一次荒年,大家已經很久沒有東西吃,不斷在翻過無數次的田裡再翻攪,看有沒有東西可吃,這一次,鳳霞很幸運的翻到一個小甘藷,不巧卻被旁邊的年輕人搶去,兩個人就在那邊爭執,福貴護女心切就和那年輕人撕打起來,此時,牛鎮長趕忙勸架,說萬一打死人,如何向上級交代,又說他知道鳳霞從不說謊,這甘藷一定是她的,然而,因為這事沒有第三者在場,也無法證明這不是年輕人的,於是牛鎮長就把甘藷一折為二,說是乾脆一人一半,福貴抗議說有一半是比另一半大許多,鎮長說這好辦,就又把這較大的一半切一塊下來,放在自己的口袋裡。

        有一次家珍到城裡跟父親要了一點米,回來煮粥給餓得發昏的家人吃,他們將門戶緊閉,希望不要讓人知道自己在煮飯,以免被別人強行分食,然而,煮飯時的煙與味道還是吸引了飢餓的村人,闖進來,翻箱倒櫃想找出一些米,結果都被牛鎮長轟出去,牛鎮長在把大夥轟出去之後,細聲的請求福貴夫婦說,他一向照顧他們,看在這份上,分一點米給他吧!家珍只好忍痛抓了一把米放在牛鎮長口袋裡,當牛鎮長離開之後,家珍心疼地落淚。

  不僅牛鎮長對上級政策不了解,而他管轄的那批村民更是盲目,因為村民的盲目,才讓牛鎮長有生存的空間,我們在欣賞這部電影時,很容易地覺察到這群村民及鎮長的荒謬,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處在當時的情境中,而得以較理性的視角去批判,也才顯示出人性的自私與盲目,但即使事過境遷,我們身處於現今資訊遠為發達的時代,卻不見得更具有理性以及人道關懷,我們擺脫了某種意識型態,似乎了悟了這意識型態踐踏人性的本質,然而,我們又被填充了或自我選擇另一種意識型態,我們以為比先前更進步了、更自由了,其實未必,我們只是掙脫了某些束縛,又加上了另一些束縛,生命一樣的沉重,一樣的卑微。

潮流

  福貴生命中幾次的重大轉折:第一次是在賭桌上輸光家產,被趕出家門。第二次是為了養家活口,在表演皮影戲時,活生生的被部隊抓去當公差,而遠離家園。第三次是小兒子因為太疲倦,躲在學校的牆後睡覺,不幸的是,當天區長來訪,司機在倒車時,不小心撞倒牆,剛好將躲在牆角下睡覺的兒子壓死。最後一次是當福貴步入老年時,女兒出嫁,生產時因為大量出血(血崩)而亡,喜事變喪事,但也給福貴遺下一個白胖的孫子,生命得以延續。

  無巧不成書,這麼多的事件要集中在一個家庭的身上,發生的機會不能說沒有,但是很小,合理的推測,是創作者為了緊繃戲劇的張力,使觀眾看得過癮,而將各種可能性加諸在主角身上。

  我們說戰場上瞬息萬變,並沒有一定的原則可以遵循,也許,只能歸納出一個原則,那就是:變是唯一的不變。如果我們將劇情的合理性「存而不論」,那麼加諸在福貴身上的種種變化,不就是生命無常的最好寫照?

  生命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中,有時,這變化非常巨大,足以徹底改變生命的原貌,也有時,這變化如此的精微,使我們察覺不到,而以為我們仍處於常態之中,就像我們每一天都在照鏡子,就不會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因為每天的變化實在細微,分不出今天與昨天的差異,而且,多數人常有自欺欺人的心理,寧願活在自己還年輕的理想裡,有意無意間忽略了臉上的細紋或地上的落髮。

  不論如何,變化是無可避免的,只是變得較好或較差而已。當然,本片已很清楚的說明生之無奈,人必須與無常並存,是人無法逃脫的宿命。

  更深入的分析,影片卻對人有更高的期許:第一,如果無常是無可避免的,那麼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應對?應該與之對抗,以堅定的意志,奮力猛擊,以保有常態,或則,接受之,以平常心處之,與命運攜手並進?我想,影片是希望我們理解事物變動的本質,不過度的執著與預設立場,太執著就是自尋煩惱。佛家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似乎,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可以依靠的,對福貴而言,家產可以敗光,父子間可以反目,遙遠的戰火也會意想不到的波及這平凡而卑微的家庭,甚至,即使,全心全力的愛護子女,子女也不一定長大,即使長大,也可能遭逢許多的無常,一代又一代地,輪迴著相同的宿命。

  第二,影片在引導我們理解生之無奈,並且淡然處之之餘,更指出,活著的目的就是活著,札札實實的過活。人的存在並沒有預設的目的,並非如算命師可以推估的,可以依照一個人的生辰八字,畫出此人一生的路徑,既然生命充滿著變數,就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固然,這可能性受到個人的遺傳、家世以及所處的環境與機會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但各因素的重要性不一,對個人生命影響程度不同,實在無法將錯綜複雜的生命以簡單而武斷的「公式」(例如:八字)加以推斷,而硬梆梆的將人塞進某一種意識型態中,不管這意識型態是源自主義、宗教或各種學說。

  到頭來,人只能面對自己,依靠自己。一個「好人」並不因為他平常做了許多的「善」事,就一定會有「好」下場。劇中的牛鎮長多少年來為了該黨以及該鎮的鎮民熱忱的奉獻,最後卻被打成走資派,生命堪慮。此外,區長春生,即使有相當的權威,也沒犯過重大的錯誤,也無法倖免於政治鬥爭的暗潮,落得妻子自殺,而自己也不想活了。當災難降臨在自己頭上時,牛鎮長與區長,一定嘆息著多年經營與累積的人脈與政績,對於無常竟無用武之地,不堪一擊。

  人只能依靠自己,自求多福。雖然,某些時候預作準備可以對抗無常至某種程度,但是,也可能這樣的準備到頭來只是一場空而已,也許,「準備」也是不可靠的,無常不一定依照我們所「準備」的方向發生,未來是不可知的。

  當區長在寒冷的深夜如幽魂般出現在福貴門前,絕望的陳述自己的遭遇--自己被批鬥,老婆自殺,找不到屍體,家破人亡,準備自我了斷,不想活了。

  福貴一見苗頭不對,勉勵春生說道:「不想活也得活!」「咱們可是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大風大浪都經歷過了,還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們的)!」

  家珍在裡面聽到兩人的對話,除了對春生的遭遇深表同情之外,也感慨聚散之無常。起先,福貴與春生是戲班子的搭檔,只在表演時才有一些平淡的交會,並沒有深刻的情誼。

  但是,這樣平淡的關係,卻因為兩人同時被「抓丁」,在戰場上一起面對過死神,在僥倖活下來的當兒,才猛然發覺「活著」是如此的珍貴,儘管,從前以為生活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以在賭桌上任意的虛擲而不感到浪費,神奇的是,自從與死神打過照面後,才驚覺生之可貴,即使生活如何看來的平凡、渺小,那也是一個人目前僅僅擁有的,而這樣的存在,可能下一刻就變為虛無,能夠不珍惜這平凡嗎?

  平凡因為面對無常(戰爭)而轉變為珍貴,生活如果一成不變,再甜美的東西也會食之無味,一點白色顏料,如果塗抹在白色的圖畫紙上,可能被淹沒了。但是如果塗抹在黑色的畫布上,則即使是一塊小小的白點,亦覺得特別的顯著。顏色(小白點)仍是不變的,但心境截然不同,只不過背景改變而已。

  十多年前,區長剛回到自己的家鄉上任,就到福貴的兒子--有慶的學校視察,發生了有慶被倒車所撞倒的牆壓死的意外,嚴格說來,並非春生的錯,學校的老師也要負部分的責任,發現上課中有一個小朋友不見了,卻沒去尋找。照理說,有慶應該好好待在教室內,卻跑到牆後睡覺。而正在倒車的司機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撞到牆,而牆壁是如此的脆弱,毫無保護的功能,一撞就倒,更沒有想到,牆下還睡著一個學生。

  然而,死亡還是發生了,事前沒有任何的跡象。那天清早,有慶的母親還親切的為兒子多加了一些水餃在便當裡,父親一路背著有慶,一邊叮嚀著,中午吃水餃時,先把水餃泡在熱水裡,吃冷水餃會壞肚子,如果一次泡熱水不夠,就再泡一次。

  可以說,有慶父母對孩子的照顧雖然沒有面面俱到,但是已經充滿愛心、小心的呵護了。但是悲劇仍然發生,就在那平凡的時刻,孩子在上學,父親在表演皮影戲,而母親在作家事。

  父母對孩子的愛比海還要深,有慶的死,那傷痛是如此的巨大,不是福貴與家珍可以獨自承擔的,人喜歡尋找答案,事件的發生,往往想去歸因,尋找原因的歷程,雖然有助於我們釐清真相,更重要的是,可以(部分)轉移受難者的負面情緒(失落感、內疚、憤怒等)至「肇事者」身上,因而減低受難者的承擔至某種程度。

  當然,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們理解也贊成這樣的正義。雖然在受難者與肇事者間各種損失與彌補很難在「正義」的天秤上保持平衡。但受難者是無論如何也必須探索事情的真相,即使窮畢生之力,也要找到那事件發生的源頭,事件不發生則已,一旦發生,則相關人等的生命就開始變質,這樣的質變是無法倒返的,永遠也無法回歸事件未發生前的狀態。

  福貴與家珍很自然地將有慶的死歸咎在春生頭上。即使老師與司機也有責任。而且,身為父母的家珍與福貴真的沒有一些責任嗎?孩子應該好好待在家裡作功課、休息,然而夫婦倆為了表示自己對大煉鋼運動的忠誠,卻每天將孩子帶到公共場所,弄得大人、小孩非常疲累,這一家人的能量大部分被社會潮流吸去,只剩下一點,勉強維持生命的其他面向:親子互動、孩子功課與睡眠等。而意外,原本發生的機率不大,卻在大人的疏忽下,慢慢的滲入堤防的缺口,這個缺口也因為一再的疏忽而被漠視,最後終於潰堤。

  如果福貴與家珍能夠反躬自省,也許會發現他們也需要負一些責任,包括教師與司機在內,不能將所有的責任推給春生,如果真的如劇情所呈現的,家珍十多年來一直不原諒春生,不跟春生說一句話,而春生竟然也不願為自己辯白,認為自已即使不是故意的,也必須承擔起:「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責任,而加諸自己難以言喻的痛苦,日日夜夜不得安寧。

  更深入來講,這是時代的悲劇,罪魁禍首是潮流。但,一來,人身處潮流中,幻化成潮流的一部分,因此,不感覺到潮流的可怕;二來,也畏懼於這潮流的無比威力,質疑它,等於以卵擊石,不但無法找到正義,反而可能永劫不復。

  所以福貴夫婦不敢、也不能質疑大煉鋼政策的失誤,所引發的對人性的壓榨。但經年累月這樣的壓榨,必然勾起民眾內心深沉的反彈,但絕大多數人不敢或不願正視這股憤怒,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

  因此,福貴夫婦也只好把兒子的死歸咎於春生而不是政策,再說,春生是明顯的、具體的,也剛好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而政策卻是高遠的、強大的,由主導者以及許多執行者堆疊而成,不知應該找誰理論。

  春生成為代罪羔羊,是錯誤政策的代罪羔羊,也是人性的代罪羔羊,人往往喜歡批判他人,卻往往「忘記」,其實,自己也是有錯的,如果自己對外界的誘惑是個絕緣體,那麼,這個誘惑就無法成形,有時,災難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它會尋找宿主,寄生在宿主的弱點裡(無明、盲從、貪婪、依賴或憤怒等),慢慢的壯大、繁衍,直到一天,將宿主的血吸乾為止。

  還好,最後家珍與春生終於和解了,雖然這和解顯得太遲了,相關人等都已邁入老年,而他們的黃金歲月與人情早已被誤會與恨意折磨得不成「人樣」,這樣的折磨一半是來自家珍對孩子巨大的愛,而另一半是源自家珍的偏執,試圖將巨大的恨意轉嫁到春生身上。

  表面上,這樣歸咎春生的行為,或可減輕那深沉巨大的傷痛,恨意賦予自己生存的另一種燃料,雖然不快樂,但是卻可以活著。但這樣的活著,對生命而言,具有何種意義?家珍無法忘記孩子,在對春生恨的執著中,似乎孩子再度復活了,畢竟,「忘掉」就什麼都沒有了,而恨,至少還保有些什麼。

  實質上,這樣的煩惱是不必要的,有些時候,人必須學習原諒,要原諒那些曾經深深傷害自己的人與事,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總有充足的理由去恨。

  但這恨使自己的心越來越冷,因為冷而變得堅硬,喪失了柔軟,大地上原本草木滋長,最後只剩下一片冰原。有時,雖然這樣的恨,也可以成就如北極般的壯觀、巨大,但同時,也相當的蒼茫與孤寂!

  也許,原諒,可能打破這樣的冰封,其實,原諒別人,就是原諒自己,將自己的冰原轉化為沃土,重燃春天的喜悅。

  在漫長的生命旅程上,不但自己會被傷害,有時別人也可能在有意無意間被自己傷害,這樣的傷害,自己不見得能察覺到,即使察覺到,也可能因為自尊心而予以合理化而減輕內疚感。

  但,隨著時間遷移,當自己的經驗越來越豐富時,或許會開始反省以往的種種作為,在價值觀變動之後,生命中的輕、重亦開始倒置,原來認為不重要的,變為重要,而原來認為重要的,可能不再那麼重要。

  反省的心,足以使我們重新關照從前的是與非。也許,有些錯誤,真的是如此的不成熟與自私,懺悔之心於焉升起,但有時,事過境遷,於事無補,毀恨只會加重生命的沉重,太多的情緒可能讓自己窒息,在確定無法彌補的情境下,不如原諒自己,斬斷過去的重重枷鎖,讓自己輕快。不管這傷害是來自哪裡,是如何錯綜複雜的形成,也或許自以為的「真相」永遠無法澄清,而正義也不會到來,但,一旦人原諒,接受自己的境遇,才能寧靜。

  寧靜決不是心死,固然心死也會產生靜,只不過這樣的靜是一種枯寂,而「寧靜」是一種生命的沉澱,在種種負面情緒下的煞車,將生命力予以保存,不要因為無頭緒的橫衝直撞而耗盡油料,是一種透過反省、智慧的等待,一種破除凍土,還原純真的歷程,更增添生命的可能性。

 

死神

  家珍最後終於原諒春生,因為家珍感受到春生死亡的迫近,在死神面前,再巨大的恩、怨,都可能變得微不足道,或則,甚至將各種價值觀質變,例如將巨大的恨,轉為巨大的愛。

  這就是死神可愛的地方,雖然,死亡是一種不可倒返的、永恆的虛無,但這樣的虛無並非什麼都沒有,也不是都是不好的,有些事物在存在時不會感到珍貴,卻在喪失後,而且是絕對無法複製的失去(例如死亡)才能驚醒到這事物的珍貴性、唯一性,且是無法取代的。

  死亡雖然是最終的無常、物質的幻滅,但如果死亡能夠像春雷一樣,驚醒蜇伏地下的生物,爬出地表,那麼,也許我們也能從死神身上學到人性,尤其是最如實、純真的一面。

  是死神牽著春生與家珍的手,化解他們的誤會,解除凍土的魔咒。沒有虛無,就無法感受到存在的價值,所以,讓我們敬畏死神吧!

  福貴生命中最後一次所需要承受的打擊是女兒(鳳霞)臨盆時,不幸卻因為血崩而死,不幸中之大幸是嬰兒存活下來。

  生產的過程非常戲劇化。一天,萬二喜(鳳霞的丈夫),準備一些酒菜,帶著鳳霞來拜訪丈人與丈母娘,並且傳達鳳霞懷孕的喜訊。閒談間,鳳霞的母親建議鳳霞在生產後,回到娘家坐月子,因為萬二喜家境單純,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忙。

  話鋒一轉,家珍調侃說道,當年她懷鳳霞的時候,先生就非常「忙碌」,常常不在,萬二喜不明就裡說道:「爹當時挺忙的。」家珍是暗諷當年福貴在賭桌上的忙碌,連太太懷孕,也疏於照顧,最後竟然連祖昔也輸光了,逼得太太抱著大肚子,牽著小女孩逃回娘家。

  有慶是在父親缺席下,以及娘家家人的歧視下出生的。本來,在面對這樣的橫逆,家珍是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回頭,婚姻不僅只是溫飽而已,中國人講究情義,除了情感之外,還有道義責任。年輕時的福貴,雖然提供妻、女舒適的生活環境,但卻沒有給予妻女適度的關懷,在道義上是講不通的。對家珍而言,福貴有沒有工作,賺多少錢,穿著、講話有沒有水準等等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既然已經結婚了,生活中的種種,只要可以忍耐,就過得去。唯獨,不能忍耐的是福貴沉迷於賭博,冷落了家人。

 

人物素描

鳳霞與萬二喜

鳳霞是福貴的大女兒,在小時候,福貴被抓丁的那一年,發了次高燒,連續七天七夜,後來燒是退了,卻從此聾啞,在福貴尚未敗光家產之前,鳳霞也過了一段富裕的童年,她喜歡看著爺爺蹲在糞缸上拉尿,當時,徐老爺子身體硬朗,可以在糞缸邊緣蹲上半個小時,鳳霞就在旁邊看著。

鳳霞是一個苦命的孩子,自從家貧以及聾啞之後,就逐漸形成自卑感,成為村裡人嘲弄的對象,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鳳霞忙著送水時,幾個剛下課的小頑童對著鳳霞的屁股丟石頭,捉弄她,鳳霞很委屈,因為她無法向父、母親描述被欺侮的狀況。

鳳霞十多歲那年,由於家裡貧困,而福貴又強調有慶受教育,為了送有慶上學,只好把鳳霞送出家門,給人當養女,鳳霞成為傳統中國,重男輕女下的犧牲品,養父母對她不好,後來鳳霞逃回家。

鳳霞的生活單純,不是在家裡,就是在田間幫忙,從來,對於自己的未來不敢存有一絲絲的夢想,因為聾啞,也因為貧困,全身衣服充滿了東一塊西一塊的補丁,這些外在的缺陷,竟然掩藏了一顆璀璨的鑽石。

青春期的鳳霞,總是看著村裡人們娶媳婦時,新娘子嬌嬌羞羞,光光亮亮的模樣,看得羨慕,看得入迷,福貴了解女兒的心情,鳳霞長的美,如果不是因為貧困加上聾啞,那麼,媒人婆早就踏平徐家了。

有一天,村裡迎娶新娘,新娘紅通通的臉龐,洋溢著幸福,在華麗的衣著下,更襯托出光彩,鳳霞在一旁看呆了,不由自主地走向新娘,一旁圍觀的群眾揶揄她說新郎娶了一個當墊的,一個當蓋的。無奈,鳳霞聽不到聲音,不曉得別人嘲笑她,看在一旁的福貴很不是滋味。

        很久以前,筆者至溪邊的養鴨寮參觀,黃昏時,主人送來一桶飼料,一群鴨子峰湧而上,爭相搶食,然而,不遠處有幾隻殘障鴨子,或頸部扭曲,或左、右腳長短不一,戰戰兢兢地組成一個顯眼的殘障鴨子群,當這一群異常的鴨子一接近飼料桶時,正常的鴨子立刻伸長脖子啄牠們,或發出幾聲嘎嘎聲警告牠們不得接近,由於長期營養不足,這群殘障鴨子顯得瘦弱。

        遺憾的是,這些鴨子不管正常也好,異常也好,終將成為人們桌上的一道菜,然而,在一個悲慘的存在環境裡,卻沒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大體同悲的互相扶持,而是,在面對養鴨主人的絕對壓迫下,仍然在鴨子的團體中,區分成各種權力階級,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如實地反映這世界弱肉強食的自然律。

        鳳霞在鄉下的童年與少女生活並不快樂,除了外在條件的限制之外,也在於鄉下人的保守與缺乏同情心,鄉下人本來就比城市人窮,本來就有一些不如人的感覺,而這樣的自卑感,必須透過歧視那些比自己更糟的人,來減輕不如人的自卑與怨懟。

好比說,如果有一天,筆者出門被車撞了,醒來時,在醫院,發現自己少了一條腿,這時,你應該如何安慰我?可以推著輪椅帶我去看斷了兩條腿的人,這樣我的心情就比較舒坦,畢竟自己還有一條腿,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在心理學上,我們稱這樣的心理為「趨下型社會比較」,即使我們的遭遇如何的不幸,只要有人比我們更不幸,心理就會好過些,這心理也如同福貴與春生被抓丁,遠離家園時所經歷的沉痛,在看到戰爭場上許多傷兵,一車一車的由前線送來,像丟垃圾一樣地丟掉,最後在嚴寒中全部凍死,而激起福貴與春生至少自己還活著的慶幸感覺。

鳳霞後來有幸嫁給萬二喜,在影片中,萬二喜是一個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在小說中,萬二喜是一個偏頭,福貴夫婦一直擔心鳳霞嫁不出去,將來老了,沒人照顧鳳霞。

        不想萬二喜第一眼就看中鳳霞,福貴夫婦也覺得萬二喜雖然是個偏頭,但個性樸實憨厚,是一個值得交托的人選,也就很快的答應了這門親事。

        萬二喜的父母很早就過世,在孤獨貧困中掙扎求生,練就出堅毅、吃苦的性格。

        萬二喜與鳳霞一樣,對自己的器官殘障與貧窮深感自卑,很早以前,他們就不對自己的婚姻懷抱太高的期望,而這「太高」的期望,卻僅僅是正常人的「正常」期望而已。

從存在的境遇而言,這兩人有甚多重疊之處,包括都經歷過被父母「拋棄」的孤獨與絕望感,因此,他們之結合,對兩人來說,是喜出望外且相知相惜的。

        結婚之後,鳳霞搬到城裡住,鳳霞變得快樂許多,一來萬二喜打從心底的疼愛她,萬二喜為了不讓蚊子吸鳳霞的血,會先讓鳳霞在門口乘涼,自己在屋內餵飽蚊子,待蚊子通通吃飽之後,再請鳳霞入內休息,福貴每次看到自己女婿身上滿頭包,總是心疼不已。

每次福貴進城探望女兒時,總是聽到鄰居們一大堆的讚美,那時家珍因為有病,長年臥病在床,無法跟著福貴到城裡探望女兒,總是央求福貴跟她講鳳霞的事,百聽不厭,常常忘了吃晚餐。

萬二喜心地善良,知福惜福,有責任感,心又細,他看到家珍長年臥病在床,用餐不方便,就立刻幫她訂做了一個小桌子,可以放在床上,以便用餐,家珍很感動萬二喜的細心。

        然而,造化總是捉弄人,鳳霞生產時大出血死亡,留下兒子,在影片中取名「饅頭」,在小說中取名「苦根」。

至從鳳霞往生之後,二喜就獨立承擔起照顧兒子的責任,他將兒子背在背上,在工地爬上爬下,苦根好像知道父親的為難,儘量沒有給二喜添麻煩,苦根肚子餓時,二喜會看看附近是否正有餵奶的母親,然後給她一毛錢,求她餵這孩子。

福貴曾想幫忙照顧,把苦根帶回鄉下照顧,但二喜說他離不開苦根,二喜白天工作,傍晚時把苦根接回家裡,萬二喜的下場是死於工地意外,被兩片板模夾碎,全身骨頭沒有一塊完整,當二喜被夾碎的那一剎那,脖子終於可以伸直,口中發出如雷的叫聲,高喊著兒子的名字:「苦根」。

        這部影片,小說,應該可以濃縮成這名字「苦根」,從頭苦到尾,然而,卻沒有結成甜果,不禁讓人懷疑,吃了這麼多的苦,可曾具有任何的意義?更讓人不解的是,看不見公平正義的存在,善良如鳳霞、萬二喜、有慶與苦根都不得善終,年紀輕輕就出意外,悄悄地來,又悄悄地走,不帶走一片的雲彩,似乎,只能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卑微,看到痛苦,看到一段又一段的掙扎,卻看不到任何存在的意義。

我們不禁要問,人究竟為何而活?

 

戒賭

  常言道:「十賭九輸」,賭並非都是不好的,偶爾買幾張彩券,讓自己暫時沉迷於中獎的白日夢中,是一種無傷大雅的紓解。但是如果傾注大部分的時間、金錢,孤注一擲,夢想一夕致富,則往往得不償失。

  福貴之所以沉迷於賭博可能有幾點原因:

        第一,覺得生活無聊。當時的他,不愁吃,不愁穿,父母健康,又有一位賢慧的妻子打理家事,而他自己又沒有什麼大志,也沒有什麼可以煩惱的,然而沒有煩惱卻變成煩惱,他必須作某些事來解除這樣的無聊,以免生命因為巨大的無聊而空洞,當生活越平凡、越常態化與越瑣碎,就會越來越失去生存的熱忱,當熱忱逐漸被蒸發之後,就剩下一些空洞的骨架,他必須再找些什麼來填充這骨架,使他有血有肉,再度生氣蓬勃。

        所以,人不能一直過著「正常」的生活,因為人本身,事實上就是由「正常」與「異常」兩股力量共構而成,「異常」並非「不正常」或是「正常」的對立,而是呈現一種辯正的狀態,如白天與黑夜般的自然,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循環,在日常生活中的變化,正可以增添生命的色彩,如果適當的調配,卻可以豐富我們的生命,是符合人性的。

  每一個人都是一位藝術家,在自己生命的畫布上選擇色彩,構思,畫出不同的圖案。由於配色、構圖與風格等因素,而使圖畫有不同的美感,西洋畫的初學者很講求比例,似乎美感必須透過和諧才能被創造出來。

  但,有時候,不對稱卻也可以產生另一種美感,達利就曾經以男人的小便壺作為創作的素材,在後現代性中,各種價值觀雜呈,美變得很主觀,其實生命沒有完美,殘缺也可以是一種美。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可以欣賞達利的創作,站在不同立場可能有不同的解讀,而不同的詮釋間可能有交集之處,也可能互相排斥,然而達利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其勇於質疑、拋棄傳統,並且另闢路徑,提供人們另一種選擇,以拓展生存的宇宙。達利如果不從事這樣的創造,那麼可能因為他聰明過人又固守傳統,而淹沒在巨大的無聊裡。很幸運的,他對付這無聊的方式,是以反抗傳統及創意來給予自己及世人另一種生命的意義。

  而年輕時的福貴就缺乏這樣的智慧與勇氣,賭博雖帶來刺激,卻毫無創意,本來,賭博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卻在他自我選擇以及長期的制約下,與他形成不可分離的生命共同體,將原本不必要的東西,轉化為一種必要,就像癮君子不能沒有煙一樣,這樣的聯結一旦建立,就會產生強烈的生理與心理依賴,個人只覺得,沒有這「依賴」,則生命便無樂趣。福貴想以無聊(賭博)來解除無聊,所得到的,仍然是無聊。

  第二,戒不掉。並不是福貴沒有自覺,他也想戒賭,家珍也三番兩次的規勸,然而,就如同許許多多的沉迷者一般,不管這沉迷的對象為何物,一旦與自己形成共同體之後,就難以擺脫,就像將兩塊土揉合,經過漫長的燒製(制約過程),最後變為磚塊,即使將磚塊擊碎,也無法再分離兩塊土,還原本來的風貌,福貴因為沉迷於賭博,他所失去的青春、物質與精神(愛、親情)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值得一提的是,人所沉迷(被制約)的對象,不僅是賭而已,金錢、美貌、聲名也可以使人著迷,甚至,有些人也沉溺於所謂的理想,即使這「理想」的實踐會給人帶來重重的困難或危險,如果達到目的,則最終的成就即可以彌平所有的苦難,因為這苦難是轉化為香甜果實的必要肥料。

  一旦一個人執著於某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也如同香煙或賭博一樣逐漸與此人結合成共同體,只不過,這些「理想」往往披著華美的外衣,而轉化成一種高貴,使對「理想」的執著被認為是善的。

  然而,善與惡是相對的,且會隨著時空的變動而變動,一種理想,很難在所有情境中都是善的,在面對複雜、多變的人時,如果理想堅持其絕對性,一成不變,則必然與人性格格不入,勉強的結果,反而可能對人造成傷害。

  但人往往追求這些,這些事物不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一旦內化之後,就成為一種必須,無論這種需要是不是有益於生命的提昇,都是一種善,出於人的需求就是有益人的善,這樣固執的觀念,就像地心引力之於人一樣牢靠。

  往往,這是出於人自私心理的「合理化」作用,人以本身的立場來對應人以外的萬事萬物,動物是為人而生的,人為了生存可以眷養、獵殺動物,儘管為了人之生存可以忽略了動物的痛苦,人自稱擁有這山林、水流、動物、植物、魚類。人可以簡單的將生物二分為益蟲與害蟲,標準在於是否對自己的生存有助益。

  一個獵人有時候會歌頌被獵生物的偉大,因為它為了人犧牲自己的生命,貢獻自己的一切,肉、血、骨、皮,因為牠一點也沒有浪費,所以牠的死是有價值的,是服膺了以人類為首的自然律。

  在福貴的身上,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合理化」作用。當家珍與福貴攤牌,問福貴是要賭還是要她們母子三人時,福貴無奈的回答道:「這戒賭就像戒大煙一樣,必須慢慢來,如果一下喀嚓剪掉,連命都會斷送!」

  家珍該講都講了,多少好話說盡,福貴還是不聽,只要福貴的處境不變(沒有什麼煩惱,還有一棟院房當賭本),那麼福貴要改變自身的機率就不大,人往往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固著於以往的習性。一方面被過去所蒙蔽而無法看到改變的可能性,或則,即使知道,也被惰性阻礙了。

  人就是這樣,擺蕩在正常與異常、變與不變、順從與反抗之間。

  讓我們回顧福貴的生命歷程,看看是否與達利的創造性有雷同之處。

 

駱駝與獅子

  尼采說一個人的生命必須經過三次的蛻變:駱駝、獅子與回歸赤子之心。多數人終其一生只能像駱駝一樣,背負著過去沉重的包袱,在沙漠中偊偊獨行。步履如此的蹣跚,因為這包袱是這樣的沉重:道德、責任、義務、需求等等,是身為一個人「理所當然」的承擔。似乎,駱駝的存在,只為著背負主人預先選擇的包裹,以及按照既定的路線,以順從及忍耐穿越荒涼的大地。駱駝不能選擇自己的包裹與方向,頂多,只能為背上過多的重物,在鼻孔中噴噴氣,發出一點難聽的抗議聲音而已。從來,這只是一種主、僕的關係,一種天生的不平等,註定了的宿命,難以抗拒。駱駝的存在,只是為了背負重物,橫渡沙漠而已。

  沙漠是缺乏生命力的,有智慧的人,不會滿足於尋找綠洲而已,生命不應該如此的侷限,在那裡才有芳草碧連天?

  尼采認為擺脫「駱駝」宿命的方法,首先就是將自己變為獅子。以無比的勇氣去質問蒼天,是否有上帝的存在,是上帝創造了人,抑或人創造了上帝?在此,上帝非指狹隘的教義上的「上帝」,而是泛指一切的有形、無形的無上權威,包含道德。

  即使真理本身,亦或多或少隱含著例外,而無法一體適用,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種相對的真理而已,真理如果是純然的,可能就難以被接受,就像人吃生菜一樣,索然無味,因此,必須加油添醋,調製成合自己的胃口。

  所以,真理無法獨立於人性之外,人以其立場來包裝真理、活化真理,使具有人味兒,也才容易被人接受。最簡單的例子,是以人的形體來繪製神像,並且倒過來說,神以其形狀來創造人。

  可口可樂其實不一定好喝,百年前,也沒有這種飲料,但卻由於美國文化的普及以及商業的渲染,使人們逐漸接受並喜歡這種口味,可樂成為速食文化的一部分,似乎,沒有可樂,素食文化就失色不少。

  只要人認同於速食文化,則可樂就晉升成具某種價值的飲料,它濃烈的口感搭配,覆蓋厚實乳酪的比薩,真是對味極了,這樣的行為,不僅是飲食而已,也象徵年輕以及時尚。

  如同可樂一樣,多數的信念也是透過後天學習的,很難說每個人都喜歡喝可樂,但是一個人若學習接受可樂,則可能,就會認同於它,由認同而變為內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也許一杯清水,要比一杯可樂更便宜,也更能解渴,但我們卻忘不了那炎炎夏天中,加了冰塊的可樂的過癮。這樣的聯結是很難被倒返的,除非我們有充足的理性以及堅強的意志。以理智去理解事物的本質,剝開層層包裝,以抓住核心,去理解此本質與人性的辯證關係,將善與惡立基於此純真的基礎上,才能紮實,也才能自在。

  所以,尼采所謂的勇氣並非是不經大腦,只有情緒的勇氣,只是有勇無謀而已,而是,透過理解與反省之後,以理性為中心,因為了悟人性與其存在架構,而牽引出的智慧之勇。

  我們必須理解人性,以及浮於其上的各種殘渣,才能破除偏見、習性、包裝與盲從的重重壁壘,抓住事物的核心,才能使勇氣有著力點,有可靠的著力點,才能擊出兇猛的力道。

  然而,有勇氣者不多,這個社會天生不喜歡勇者,往往將勇於任事者貼上偏差者的標籤,或是以成敗論英雄,成功就是勇敢,而失敗就是魯莽。

  同時具備勇氣與智慧的更少,有勇無謀可能弄巧成拙,而只有智慧而沒有勇氣實踐,變成光說不練,口惠而不實。

  所以,能達到獅子境界的人不多,多數人,無法擺脫駱駝的宿命,沙漠成為存在的必然。然而,要提昇自己,更為自在,就得忍受一些掙扎,人類靈性的升高,往往是以痛苦為代價,在經過理性的批判之後,必須有勇氣與謀略去實踐,否則只是空談。

  為了改造自己,孤獨在所難免,人要有勇氣去面對社會潮流,以免被吞沒。畢竟,順流而下是方便多了。在激流中前進,不僅需要智慧與勇氣,還要有「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的堅強意志與獨立精神,不輕易被外在的壓力左右,同時,必須深諳水性,避開致命的漩渦,膽大而心細,綜合智慧、勇氣與意志,才能脫胎換骨。

 

人物素描

  有慶

有慶是福貴的小兒子,個性善良、頑皮而倔強,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裡,別人養羊是為了經濟效益,最終不是把羊賣了,就是宰來吃,有慶則把羊當寵物來養,早晚給羊送草,對羊講話,然後匆匆忙忙的跑到學校,後來,竟無意間練就馬拉松的好體力,在一次比賽中,超越了比自己年紀大的小孩,為學校及福貴爭取莫大的光榮。

體育老師很高興有慶得獎,在他的褲帶裡塞了一把糖果,回家後,有慶並沒有獨吞,卻將糖果分成三份,又覺不妥,再分成四份,又覺不妥,又再分成三份,有慶很少吃糖果,糖果對有慶而言是山珍海味,最後,他將糖果分成三份,與媽媽、姊姊分享,因為福貴一向與自己的兒子有距離,有慶很害怕父親的嚴厲。

一天,有慶告訴爸爸說他已經學很多字了,可以終身受用,不必再讀書了,有慶小小的年紀就考慮到家裡的經濟困難,希望能結束課業,幫福貴下田工作,但福貴不允,福貴無論如何都要兒子讀書。

偶爾福貴會因為某些小理由而處罰有慶,有慶很少叫痛,一次,有慶告訴福貴說那一天上課時老師問有慶為什麼坐立不安,動來動去,原來前一天,有慶被福貴處罰,屁股上一片瘀血,當然坐立不安,福貴覺得很內疚。

有慶活的不長,小學時就去世了,電影中說他被區長的車撞到圍牆,被倒下的磚塊壓死,而小說中則有更戲劇化的表現,原來,那天區長〈春生〉的老婆生產,失血過多,通知學校學童前來輸血,而有慶的血型正好與區長的老婆一樣,於是就被選上了,有慶很高興,覺得很光榮,然而,護士卻一直抽,一直抽,有慶告訴護士說頭有點昏,護士回答說這是輸血的正常現象,繼續抽下去,直到有慶的嘴唇變紫,臉色慘白,最後心跳停止。

當福貴趕到時,有慶被放入另一個房間,福貴驚慌的問醫生兒子的狀況,醫生淡淡地問福貴有幾個兒子,福貴說只有一個兒子,醫生卻反問說,怎麼只生一個兒子。

有慶是為了輸血給區長的老婆,被抽血活活抽死的,再度顯現出人存在的不平等、趨炎附勢,一種很殘酷,但也很荒謬的現實的存在。

 

牛羚

  然而,獅子卻不同,牠沒有被獵食的恐懼,因為牠的力量而得以自在。一隻獅子可以坐在高大的岩石上,靜靜的觀察平原千萬隻、匆匆忙忙,遷徙中的牛羚。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牛鈴必須將所有個體結合成一個壯大的實體,跟隨在領隊牛羚之後,渡過重重的險阻,最後達到一處寬闊的草原,而那些通過重重險阻的牛羚,就可以在那裡覓食、繁殖,將其比較優秀的基因遺傳下去。

  有時在激流中佈滿鱷魚,張著大口,試圖在牛羚渡河中途攔截,但牛羚還是不顧一切的渡河,跟著群體走,這是牛羚千萬年來所進化的遺傳基因,落單,代表無法通過試煉,是基因上的脆弱,而且也比較容易被孤立出來,成為肉食動物的祭品,大自然似乎傾向於以嚴酷而浪費的方式來考驗族群,一窩百多顆蛋的海龜,在出生後爬向大海,五十年後,當他成熟時,可能只剩一兩隻回到原出生地繁殖。有時,動物學家始終無法明白,為什麼在一條河道中,牛羚不選擇比較容易渡過的路徑,卻選擇一條比較深而危險的途徑。一旦領導的牛羚決定了,其他牛羚只有跟隨的份兒。

  牛羚的執著來自幾點因素:(一)生物上的遺傳。包括遷徙與群居;(二)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透過環境的嚴酷考驗來進化族群;(三)對於曾經到達終點的牛鈴而言,牠們知道那裡有美草與交配(願景);(四)當族群夠大時,某些牛羚在遷徙途中的犧牲就影響甚小,為了族群的進化,這些犧牲是有充分理由的;(五)在渡河的過程中,面對鱷魚的虎視眈眈,以及兇猛的激流,雖然心生恐懼,可是,一旦前面有一隻牛羚成功的渡過,就可以產生一種「解除抑制」的效果,起先,因死亡本能(恐懼死亡)而產生不敢渡河的抑制,現在有一隻牛羚成功了,接著,在死亡恐懼減少下,群居本能開始運作,牛羚便大批大批的渡河,此時,河上的「交通」頓時變得擁擠、混亂,大家所想的,只是儘快通過,並不會太在意一些小小的擦撞,幾隻牛羚被鱷魚吞噬了,雖然可怕,卻保障了生者的安全,對生者而言,也是另一番的可喜。

  其實,在影片所展示的各種運動,在性質上類似於牛羚的遷徙。第一,共產主義也提供人們一個願景,由一種意識型態遷移至另一種更美好的意識型態,在影片中就強調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型態,工人的翻身,無疑的是針對中國數千年來士大夫專政,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種反彈,其核心的概念是平等,在廣大的黃土地上,不應有明顯的種族、族群、性別與階級的劃分。

  只不過這理想好歸好,卻有矯枉過正的嫌疑。福貴得知龍二因為擁有他老家的院房而被打入資產階級,最後被批鬥,五槍斃命,嚇得尿濕褲子,趕緊回去問家珍,自己是被歸類成什麼階級,家珍回答道:「好像是都市平(貧)民」,這時福貴才鬆了一口氣,回答道:「平民好!平民好!」

  共產主義企圖打破舊有的不平等,卻又製造了新的不平等,當鎮長前往福貴家,為鳳霞提親時,介紹萬二喜同志是響鐺鐺的「工人階級」,而當萬二喜到福貴家時,福貴也強調自己是工人階級,成分沒有問題,並且指著當年為共軍當民伕時,所發放的證明,示意萬二喜端詳。

  當福貴與家珍,到鎮長家送紅蛋(鳳霞快要生產),鎮長高興道,時間過得真快,沒想到,鳳霞就快要生了,好好努力,為國家生個小工人階級。

  影片中很巧妙的凸顯了這樣的假平等與矯枉過正,當鳳霞臨盆時,大夥兒正焦急的等待,一向細心的家珍忽然發現醫院裡沒有年長的醫生,只是一些年紀輕輕看來沒有經驗的護士,打聽之下才知道,原來,這些老資格的醫學院教授都被打成「臭老五」,是中國傳統迂腐思想的象徵,都被送去批鬥,再教育。由此,醫院變成了「小子當家」。

  焦急的家珍詢問福貴及萬二喜怎麼辦,萬二喜靈機一動,以鬥爭的名義,將牛棚裡的醫學教授「綁架」至醫院,在醫院的當權小護士面前,裝模作樣的批判教授,卻暗地裡,說明「綁架」他來此的原因,並希望如果鳳霞生產時不順利,則教授可以適時的給予幫助。

  躺在醫院角落的醫學教授,似乎只剩一副乾癟的皮囊,無意識的被外在的力量牽動著,他的靈魂早就被嚇走了,身體也因為過度飢餓而毫無生氣。曾經散發過智慧光芒的醫學院教授,如今在天地之間,只殘存著一口氣而已,他的存在是如此的輕微,沒有任何的重量。

  人的本質是不平等的,我們只能設法減少這不平等的缺口,但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理想中的平等,勉強去達到平等,反而喪失、扭曲了人性。

  固然,在歷史的演化歷程中,女人逐漸喪失控制權利而降格為「第二性」,我們也同意,應該平等的看待兩性,適當的減少性別的迷思與角色的僵化。或則,照心理學家榮格所言,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具有雙性的特質,我們應追求的不是性別角色分劃,而是將男性的陽剛與女性的溫柔,在自身體內適度的調和,視情境選用,該柔的時候柔,該堅強的時候堅強。

 

  在權利上的不平等,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後天的,後天的不平等可以修改至某個程度,但先天的不平等,則不可能修改,綿羊雖然可以成為牧羊人的財產而交換保護,但是牠永遠也無法質疑為何自己是一隻羊,而不是狼。成為羊似乎是註定的宿命,天生的不平等,無法更改的。

  這樣的不平等,雖然看似缺陷,但有時卻也是一種美,甚至,是能與強者周旋的力量,遍地的青草就是羊兒肥美的佳餚,牠不需要像狼一樣那麼挑食,狼必須費盡心血才可以獵捕到動物。

  所以,萬物的存在,如果不去斤斤計較,則存在本身就是美,工人有工人的美,醫學院教授也有他的美,如果我們有區別心,太過注意其間的不平等,反而會加深不平等,而破壞了相輔相成、和諧的美感。

  雖然,我們欣賞獅子盤據在岩上,無懼地,冷眼旁觀匆匆過路的牛羚,但多數人,無法擺脫身為牛羚(駱駝)的宿命,人是群居的動物,在我們的基因中埋藏著千萬年來演化的種子,我們註定是要跟隨於群體,充其量,只能選擇這個群體,或那個群體,但無法脫離群體。

  如同綿羊一樣,我們交出部份或全部的控制權,以交換自身的安全,群體的潮流,如地心引力般的強大,難以擺脫,這潮流,可能最終帶領群體,來到水草豐美的樂園,但途中,可能面臨鱷魚的血盆大口,以及激流險灘。甚至,當我們精疲力盡到達終點時,才發現原來是一片的荒脊。

  我們害怕被群體遺棄,就好像害怕落單的牛羚一樣,可能成為獅子的獵物。在潛意識中,被群體拋棄,等同於走向毀滅。為了避免存在的虛無化,必須抓住一個群體來填充,且不論這群體的本質是否與自己相容。

  除非我們之所以離開群體,是出於自擇的,經由智慧的判斷與大無畏的精神,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孤獨,獨自面對各種得、失,那麼才能像獅子般自在。

  福貴、春生、鎮長、家珍、有慶、鳳霞等等,幾乎劇中的所有人物,都不斷地在一個個的社會潮流中(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後文革時期)遷徙著。忙忙碌碌,只是依稀的被教導,在遙遠的地方有水草豐美之地,大家忙得很起勁,在大煉鋼運動中,全鎮日以繼夜的投入,其結果是煉成一團箱子大小的鐵。這一團其貌不揚的鐵,卻吸進了鎮上人們多少的親情、汗水與休閒。

  即使福貴沒有投入這樣的社會運動,他的一生,也只圍繞在一堆的家庭瑣事,他的生命,將被這一堆瑣事吸盡,難道這是人存在的意義?

  也許我們不應該太過以旁觀者的立場來論斷福貴的生命型態。人自稱為萬物之靈,諷刺的是,有不少人經常是愁眉苦臉的,然而,我們卻很少看到自然界的生物是經常愁眉苦臉的,換言之,人的生活型式,不一定優於其他物種。

  也許,福貴早年大起大落的曲折以及與死神的交會,使他能夠坦然接受自身平凡的宿命,雖然這平凡是由許多的瑣碎構成的,而這些瑣碎也是福貴所僅僅擁有的,能夠不好好珍惜嗎?人的可貴之處在於有自知之明,為自己擬定能力所及的實踐目標,雖然天際的星辰看似高遠、閃爍,很想以自己的大志將其採下,不過,那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罷了,勉強行之,只會消耗生命的能量,使原本應該受到活化的其他面相,因為缺乏能量而難以啟動。

  雖然從獅子的立場來看,匆忙而過的牛群,只是餐桌上的佳餚而已,獅子以逸代勞,在牛群必經的道路上守候那些精疲力盡、不小心的牛羚。

  但牛羚也許對這每年一度的遷徙有自己的詮釋,雖然距離長遠,旅途充滿危險,自己能否抵達終點尚不可知,然而,這樣的未知性與危險性卻帶來無比的樂趣。

  牛羚能夠在壯闊的草原上自在的奔馳,而獅子卻不能。牛鈴接受遷徙是一種必然,之後,牠就能將旅程中的危險淡然處之,當畏懼的心消融之後,能量才能由恐懼的桎梏中,轉移到比較具有建設性的方向,例如,如何脫困、超越,甚至欣賞自身的困境,在看似醜惡的表相上,尋找另一種美的可能性。當我們以不同的角度思考時,事物的輕、重也可能產生巨大、根本的變動。當人放棄追求高遠,而安於平凡,逐漸覺醒於自己能力的限制,才能體悟當下所擁有的珍貴,即使這擁有是如此的平凡,卻是這人僅有的,明天可能不再擁有。

  也許,我們誤解了平凡,一向,我們以為意義必須具備某些影響,大至社會、國家,小至朋友、親人才能使自己的平凡,具備某些意義。

 

相對論

  一位科學家發現了質、能互換的原理,而在人類史上具有永恆的地位,對當代的人而言,這樣的發現,確實具有非凡的意義。

  這原理本身是中性的,並不具備善、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在其核心堆砌重重的質地,這建築並非像蓋房子一樣,有事先設定的藍圖,而是,依人們的喜好與需要,而天馬行空的引申、創造。最終會蓋成什麼樣的房子,沒有人曉得,它的地基穩不穩,會不會倒塌,也沒有人敢保證。

  起先,對這個公式,最感興趣之一者,莫過於軍人,在二次戰爭末期,這樣的理解與狂熱,終於結晶成原子彈。這樣的知識,在和平時期亦可用來作為核能發電。當然,冷戰時期,也可以換化為一顆顆冰冷的核子彈頭。最終,人類會探索無垠的宇宙,而這個公式很可能在宇宙的往來中,在動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位科學家絕無法想像自己所提出的理論可能演化成何種地步,又會對人類產生何種影響,當然,如果我們只由其原創的狀態來命定其意義,則,不可諱言的,絕對是,智慧上的無比貢獻。但是,如果我們將此意義併入時間的因素加以考量,則這「意義」開始有複雜而不定的變化,人類、其他生物或星際,會因此公式而產生何種變化是不可預知的,那麼,我們該如何論斷這科學家及其發現的意義?僅由其動機或僅由結果?

  「意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中,科學日新月異,舊的「真理」被推翻了,而今日的「真理」也可能在明日成為笑談。

  不僅科學上如此,政治、軍事、教育甚至連宣稱具有永恆性的宗教亦復如是,似乎,變動才是唯一的不變。

  可見「意義」並不具備絕對性,端看我們以何立場加以解讀,是相當個別化的。而且,意義也會隨著時空而演化,並沒有永恆、不變的意義。

  這麼說來,平凡或不平凡都是相對的,生命中必須有些平凡與有些不平凡,才能凸顯出生命的輪廓,曲線需要凹凸有緻,筆直,反而喪失其美感。福貴的生命雖然「浪費」在一些事情上:賭博、當民伕、熱衷於社會運動,有時疏於對家庭的責任。但,賭博與民伕這樣的經歷,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也並非完全的浪費,這樣的對比,才會激化人的思維與反省,如同正電與負電碰觸時所產生的火花,而且越是對立,越能刻劃生命的深度。

  人往往需要深度才能破除一層層的繭,也才能理解人性的本質,平常,這人性本質是被壓抑在重重的包裝之下,潛伏在道德、責任、慾望、理想與虛假意識之後。

  福貴在生命中所遭遇的事件:敗光家產、戰爭、社會運動、兒女之死亡等巨變,雖然嚴酷無情,但也幫助福貴去挖掘自己與他人的人性本質,一次又一次,逐漸接近純真。

  發現人的純真所需的深度,必須付出代價,就像我們必須敲碎硬殼,才能得到裡面的堅果。沒有透過反省,我們無從理解外殼的堅硬與負擔的沉重,即使理解,如果沒有行動加以破除外殼,則核果始終無法現形。

  尼采之所以比喻人第二階段的蛻變,做為獅子,就是以其智慧與勇氣,破除重重的枷鎖,以回歸人的尊嚴,了解人可以不必依賴似是而非的虛假意識,而仍然可以活得自在。可以說,福貴的種種遭遇,是難以承擔之重,但是,就是因為它夠重,才能打破福貴的重重枷鎖。敗光家產才能理解賭博的本質。在冰天雪地裡看到橫屍遍野,才理解政治與戰爭的實相。有慶被倒塌的磚塊壓死,才驚覺到自己太過熱衷大煉鋼運動的不應該。最後,鳳霞生產時的血崩,則完完全全打破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賴。我們可以由兩次不同時空的對話觀察到,福貴這樣心境上的轉變:第一次是有慶問福貴雞長大會變成什麼?福貴說,雞長大會變成鵝,鵝長大會變成羊,羊長大會變成牛,牛長大會變成共產主義,此時,有慶還沒有出意外,福貴基本上對共產主義是有信心的。

  第二次同樣的問話發生在鳳霞因為沒有妥善的醫療下的死亡(政治鬥爭運動所引起),福貴依稀覺察到,真正導致兒子與女兒死亡的冷酷事實,那就是政治。而原先所呈現的,可見的兇手--區長與醫院裡的年輕護士,都只是時代潮流下的產物,說實在的,民眾對自己的命運懵懵懂懂,對自己,並沒有足夠的控制權,真正具有控制權的,是那些具有塑造與引導潮流的背後推手。

  當福貴的孫子問福貴同樣的問題:雞長大會變成什麼?福貴答道:雞長大變成鵝,鵝長大變成羊,羊長大變成牛,之後,生活會更好!此時的福貴,已經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而不再執著共產主義是最終的理想,只不過,這樣的覺醒是付出巨大的代價。

 

包袱

  福貴的生命歷程似乎是:剛開始像駱駝一樣,不由自主地給自己加諸了一個又一個的負擔,雖然,有時候,這負擔會因為某些意外而被拿下,但是,他的背上永遠不可能是空無一物,一個負擔放下,另一個負擔又補充進來,也許,駱駝已經習慣了負擔,反而,沒有負擔,便不自在。

  年輕時的福貴也跟一般人一樣,娶妻生子,走平常人走的路,照理說,優渥的環境,健康的父母與女兒,以及賢慧、任勞任怨的妻子,都是幫助他走向自在的助因,然而,一方面由於從小嬌生慣養,二方面由於太無聊,致使他走向某些闊少爺的傳統道路--賭博,本來,生活富裕,家中無事是一個難得的自在,但這樣的自在,卻引起了無聊,沒有生活上繁瑣的壓力,反而覺得不自在,時間太多了,不知道怎麼樣打發,無聊也是沉重的包袱,必須想辦法減輕,而福貴減輕無聊的方法就是以最方便、不費力的方式來刺激冗長而規律的生活。

  雖然福貴因為傾家蕩產而脫下賭博的包袱,從此決心不再賭,使他的生命不再被賭博所箝制,生命頓時輕盈許多。

  但是,福貴的包袱仍然無從減輕,他必須從零開始,為家計而打拼,對一個從小嬌生慣養的人而言,著實不容易,這樣的改變,猶如天壤之別,不一定人人可以做到,主要原因在於福貴的覺醒,因為絕望而產生的覺醒,認清生活的真相,這樣改變的意志是由覺醒而生。

  覺醒後的福貴安於平凡的生活,再加上家珍的協助,過得平靜而自在,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但是,上天又給他開一個玩笑,被抓去當民伕--一個隨時會斷送生命的沉重負擔,以及,之後的許許多多的包袱:社會運動(政治意識型態)、有慶死亡(內疚感、憤怒感與失落感)、自己夾在妻子與區長之間左右為難(人情包袱)、鳳霞死亡(失落感)等等。

  承擔,是人永遠擺不脫的宿命,放下這個承擔,又是另一個承擔等著。雖然,有些承擔,是社會加諸於我們,難以抗拒,例如劇中的大煉鋼運動與被抓去當民伕,但更多的承擔是自己選擇的,例如生兒育女、賭博,不管是被迫或自我選擇,可以確定的是,多數人永遠有某些承擔,只是形式與重量不同而已。

  這是人的宿命,即使像尼采這樣的天才,具有無比的智慧與勇氣,可以穿透種種世間的虛假,質問上帝的存在,雖然,他擺脫了偽善的包袱,卻加諸於自己更為沉重的負擔,那就是為爭取人存在的尊嚴而奮鬥,而孤獨的負擔,試問,有幾個人願意且能夠擔負起這樣的重?

  最後,尼采指出,人或許可以經由返回赤子之心,而放下許多的負擔,讓我們回憶我們的童年吧!那個遙遠的記憶,那時的自己是多麼的天真,所需要的不多,只有一點點就足以滿足,我們似乎對許多的事物充滿好奇,路邊的一朵花,天際的一輪明月都可以激起我們的興奮。

 

火雞

  逐漸地,我們的純真被滲透了,並非都是強迫的、不愉快的滲透,有時是充滿愛的、不知不覺中的滲透,當父母在床邊唸著童話故事給兒童聽時,大人的世界就開始悄悄的進入。例如:精靈、鬼怪、天使等幻想,這些雖然可以啟發兒童的創造力,但是,也可能誤導兒童,在其空白的心靈上,無中生有地,創造恐懼(例如巫婆)、違反科學精神(例如神創造世界的故事)、預設立場(公主與王子結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善與惡僵硬的二分法(白雪公主的好與母后的壞),以及對事物的片面觀點(例如只以人為觀點,而忽視動物、自然的共生關係或本位主義),可能因而引導人們鑽牛角尖。

  在「賣火柴盒的少女」童話裡,敘述一個孤兒,在聖誕夜的寒冷天氣裡,向匆忙趕回家過節的人們兜售火柴盒,人們只想著回家吃團圓飯,並未覺察到這女孩的饑餓與孤獨,這個世界雖然有這樣可憐的生物存在,但因為她不是路人所關注的,因此,她的存在就像是空氣一般地沒有重量。也許,她的價值,還不如餐桌上的一隻火雞,畢竟,這隻火雞在生前,曾獲得女主人的適度關心,例如牠的大小、重量,以及如何殺牠、烤牠,或要加入某些佐料,使牠變得美味。

  這位女孩連一包火柴也賣不出去,她終於昏迷在冰天雪地裡,恍惚(彌留)中她「看見」火柴盒一包包的燒起來,使她感到溫暖,這時,她看到爸爸、媽媽也來了,最後她們一家終於在天堂快樂的團聚。

  這個故事要說明的是世間的冷漠,以及人的無力感。人的意義只建立在與自身有關的人、事、物上,我們習慣將人區分為與自己有關與無關的二分方式,正如同路人與賣火柴盒的少女,這樣的區別。

  自我的生存是第一也是最後的考量,區別是為了增益自我的生存,所有的細胞都必須有個細胞壁,以區別自已與環境,調節環境的滲透。

  這樣的自我增益,反過來,又擴大了區別的差距,有時我們給他一個比較學術性的名詞,叫「本位主義」,或比較不那麼好聽的名詞叫「自私」(其實是天性,沒什麼好批評的)。

  人感受到被遺棄,區分為主流之外的危險性,正如落單的牛羚,或則,賣火柴盒的少女,其代價是生命的消失。

 

鯊魚

  「賣火柴盒的少女」其生命的消失,如同空氣般,並不為世人所察覺,但是影片中龍二的消失則不同,龍二起先利用賭博,有計劃的贏了福貴的房子,只不過,他自己萬萬也沒有想到,在政權改變之後,他居然也會因為這房子而引來殺身之禍,因為這財產,他被共產黨劃入資產階級,不但被遺棄於主流社會之外,而且,共產黨為了鞏固本身的勢力(工人、農人),使他成為祭品,被群眾批鬥,在大街上,人們對著這「祭品」興奮的吼叫著,好像鯊魚聞到遠方的血腥味,興奮的朝著那方向聚集一樣。

  最後鯊魚吃了小魚,轉化為鯊魚的能量,而龍二也被共產主義及群眾「消化了」,人們因龍二的死更震懾於政治的威力。

  死亡的恐懼始終存在著,龍二就是活生生的見證。存在主義說我們的生存必然伴隨著「存在的焦慮」,不論這焦慮有大有小,或具體或精微,甚至是無中生有,只是人一廂情願的執著或妄想,都可能對我們的存在構成一種威脅,而死亡即是最終的,也是最大的威脅,它徹底的瓦解了我們的存在,使存在虛無化,喪失曾經擁有的所有意義。

  死神雖看似遙遠,卻那麼的近。似乎就在我們的身邊晃來晃去。對於福貴鎮上的居民而言,龍二被鬥爭死亡的祭典一定深深震懾著現場的所有參與者。福貴雖然尿急,跑到牆角尿尿,但聽到槍斃龍二的五聲槍響,卻不由自主的「失禁」,尿濕一大片褲子。

  當然,也有些人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去看這場血祭,如同古羅馬的競技場,人們因為奴隸與野獸的生死決鬥而熱血沸騰。

  不管心境如何,揮之不去的是死亡的陰影。龍二的死,具有殺雞儆猴的意味,警告人們必須跟隨著社會潮流,落單的,很可能步入龍二的後塵,成為獅子或鯊魚(政治鬥爭)的祭品。

  我想,這也是大煉鋼運動可以激發人們無比熱情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跟隨,就被消滅。如此說來,人們也就不如領導者所想像的那麼迷戀,對主義與領導者如此的死忠。人們之所以如此的痴狂,部分原因是出於畏懼,而非對理想的認同,講得白話一點,就是為著平安過活而已。

 

房子

  其實,人的需要並不多。此時的福貴也只想平平靜靜的過日子而已。賣火柴盒的少女所需要的更少,她只需要一點吃的,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安全住所,以及父母親的關愛而已,我想,這些都是身為人最基本的要求而已。

  如果人可以安於平靜,欣賞簡單,就容易感到滿足與自在,如同孩子般的快樂。只不過,我們往往不自覺地給自己加諸許多不必要的需要,而成為累贅,使我們的生命絆手絆腳。

  龍二因為太喜歡福貴那院房,而利用賭博贏了那院房,雖然得以一償宿願,沒想到,竟因此房子而惹禍上身,被共產黨歸類為地主階級,當政府要接收這房子,並將之分給其他平民時,他卻因為捨不得,而自己放火將這房子燒了,因為這房子的木頭實在好,所以連燒了三天三夜。

  雖然龍二對於政府要接收他的房子感到很無奈、憤怒,但如果他識相一點,配合的話,或許不致引來殺身之禍,可以說,其實,龍二正是死於自身的慾望與執著,而外在的作為只是助因而已,也就是,龍二自己起了火,而風勢更助長了火。

  如果我們更仔細的端詳死神,會發現他並不如想像中的可怕,也沒有想像中的霸道,說來就來。他之所以會降臨,有些時候是自己邀請的,如龍二一般,因為看到福貴房子的華美,而生起貪念,又因為得到這房子而想要永久擁有(執著),這樣的缺點,打開了龍二防守的門戶,使死神得以趁隙而入。如此說來,龍二的死亡,也不能完全歸因於「無常」。

  福貴的生命也有缺口,那就是畏懼死亡,害怕因為沒有努力配合政治運動而影響了生命。表面上看來,他熱衷於給大煉鋼運動的群眾表演皮影戲,是一種對主義的熱忱與奉獻,但潛意識中,另有更大的推力,強迫他去為鎮民表演皮影戲,那就是害怕死亡,如果不盡力配合政策,可能被群眾遺棄,落單而危險。

  這樣的害怕是有理由的,龍二的死亡,更堅定了無論如何必須防堵這可能威脅生命缺口的信念。這樣的專注,更加深了害怕,更覺得這害怕的巨大。正如我們平常不會注意自己汽車擋風玻璃上是否是平滑的,如果,有一天,我們非常在意的想了解自己汽車擋風玻璃上是否有凹洞,則可能驚訝的發現確實有許多的凹洞,而開始擔心這玻璃的安全性了。

  福貴投注許多的心力去抗拒死亡的威脅,卻因此而造成堤防上的其他地方防守上的削弱,表演皮影戲,疏於孩子的照顧,間接導致有慶的死亡。

  龍二的包袱是慾望,因為這慾望的包袱太重,最後終於將這隻駱駝壓死。可以說,龍二是間接死於這房子的,而直接死於自身的慾望與執著。

 

潛水艇

  房子是具體可見的,比較容易理解與推論。容易理解就比較知道方法去預防,雖然,不見得人知道其可怕性,就會自動迴避,控制不了慾望,飛蛾撲火的亦大有人在。

  而福貴害怕死亡的缺口則更為精微,難以捉摸,也更難對付。這樣的害怕因為過於深沉、巨大,所以往往以某種方式或變形,或潛伏在意識底下,像潛水艇一樣,攜帶毀滅性武器,躲在浩瀚的大海裡,不受敵人掌控。敵人隱隱約約感受到核子潛艇的巨大威脅,投注許多的精力研究防制之道,但卻仍然無法掌握這潛艇的行蹤,潛艇的威脅來自於它的主動性、無可掌控性與巨大的毀滅性。

  因為它的無可掌控性,更增添了它的威力,是如此的驚人,使人相對的渺小,感覺如此的無力,毫無招架之力,只有乖乖挨打的份。

  我們努力想去發展各種理論去理解死亡,就如同人們所發展出的許許多多的原理一般,希望我們也能夠有一套合理的規則去解釋死亡,如果,我們能夠遵守這些規則的話,也許可以降低死亡的機率。但死亡仍是不可掌控的,就像目前還無法有效的在大洋中定位潛艇一樣,因為,死亡就像這大海一樣浩瀚,而海中還有眾多的生物是未曾曝光過,或被仔細研讀過,我們對死亡的所知極為有限,再加上錯綜複雜的內、外在環境交互作用,而似是而非的迷思,實在很難歸納出一個原理,對死亡有效的理解、預測與控制。

  如果我們以為遵守某些規則就可以「有效」的減少死亡的機率,則可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期望罷了。劇中的牛鎮長待人厚道、廣結善緣,按理說生存的機率應該會比較大,但物換星移,在情境變遷後,卻被視為「走資派」,生命有重大的危難,正應驗了俗話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再說,龍二遵守私有財產權的規則,沒有理由交出房子,這樣的想法也無可厚非。

  鳳霞在生產前,都經過仔細的產前檢查,這孩子自小就吃苦,生活健康而單純,醫生又再三強調說鳳霞身體很好,不會有問題,而且在臨盆當天,還請了醫學教授來助陣(雖然後來幫不上忙),照理說,鳳霞的生存機率應該比較高才對。

 

解答

  許許多多的例外說明了欲對死亡歸納出一個原則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只能接受死亡的不可預知性、無法掌控性,以及虛無化的宿命。

  死亡之無規則性是明顯的,即使我們想以某些規則來加以預測,亦只顯示出人的執著或自欺欺人而已。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相信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因此,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自古以來人類的歷史卻說明了這規則的不存在。善與惡並沒有絕對的標準,標準多是人定的,今天定的標準,明天可能更改,遵守標準也並非都是善的。

  但,人類還是很想為自己的世界理出個頭緒,以便為自已的存在定位,人,無論如何,希望這世界是有序的,是根本上有一套的規則作為運作與遵循的原理。

  例如,我們以為這世界萬物萬事之所以有序,後面一定是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以其無比的智慧,依照其藍圖而設計、創造出這個宇宙。

 

水餃

  當我們無法理解何以善人有時不得善終時,我們仍然勉強自己,創造一個(些)似是而非的規則加以解釋,以解答心中的疑惑,似乎只要有答案就好,而不問這答案是否接近真相,這是人的一種自我安慰與自欺欺人。

  既然死亡帶來巨大悲痛,人在面對死亡時只有無力感,那麼人如何可以減輕這傷痛,爭取一點點的控制權?方法之一,就是相信死亡只是暫時的,靈魂是不滅的,有時候,生者與死者仍然可以透過某些方式聯絡。

  我們不知道靈魂不滅是不是一條宇宙定律,或至少地球所存在的定律,因為以目前的科技無法證實。

  劇中家珍在祭拜有慶時帶著有慶喜歡吃的餃子,在祭拜鳳霞時,帶著鳳霞遺孤一年一年長大的相片,是相信(或則希望、願意相信)即使有慶已往生,但他仍然可以享受到餃子,即使鳳霞已去世,但她仍在天國的某處,默默地注視、關心孩子。

  這雖然是中國人的習俗,不同文化間可能有不同的儀式。但不可否認的,這樣的習俗,雖然不具備科學性,但是,卻有安慰生者的功能。

  我們倒不反對這樣的自我安慰儀式,爭議的地方在於對儀式的過度執著與盲從,成為不肖商人或教徒的謀利對象,或一味的遵守儀式的形式而忘卻儀式的平質。

  這是一種心理學上稱為「投射」的自我防衛機轉,我們自己要吃東西,也相信死去的靈魂要「吃東西」,同樣地,我們也相信靈魂會看相片,會需要(紙)錢、衣服等等。逝者已矣,什麼時候人才可以放下對逝者的執著?

 

  在「賣火柴盒的少女」中也呈現這樣的投射心理(團圓是人的期望,將團圓的期望建構於天國,就是一種投射),使得少女的靈魂與父母的靈魂得以在天堂相聚,死亡,對少女而言,並非是悲慘的、虛無的,反而是,脫離存在的悲慘與虛無,進入另一個更美的存在,人藉由扭曲死亡,而產生死亡的美感,這是人為克服死亡的無力感,所做的一種努力。

  為什麼死亡不能純粹是死亡,而必須沾染宗教、政治與執著等等,而使死亡喪失了原汁原味,使人們更加的膠著、迷糊,而無法如實的接受死亡的原貌。

  有時候,在炒菜時加一點鹽,確實可以增加食物的風味,並且是有益健康的,但如果,加了太多的鹽,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在家珍祭拜有慶與鳳霞的個案中,以適度的餃子與相片來懷念過往的親情,是符合人性的一種,自然的真情流露。

  相對於時下喪禮中常見的繁文縟節、排場與某些變質的宗教儀典,則家珍的祭拜,雖然沒有壯觀的場面,卻顯得寧靜與深深的懷念。在這種情況下的「投射」心理,是對生命有利的。

  但在童話中,可能不適合勉強加入天堂、地獄,或則,如「賣火柴盒的少女」般,一種死後可以在天國與父母快樂團聚的概念,如果過度的相信,可能造成人淡化了俗世的種種,甚至,放棄生命,以為如此可以結束自我存在的苦難,而肉體的死亡,並非一切的虛無化,反而,死亡轉化成一種蛻變的機制,透過這樣的機制,可以擺脫舊有的形態,而變化成美麗的蝴蝶。

  執著於這樣的信念,將使人的現在被未來所制約,而無法面對現實,札札實實的過活,甚至,放棄生存的努力。

  我們習慣將時間劃分三個階段:過去、現在與未來。成長是有軌道的,現在具有過去的身影,而列車又循著過去與現在的道路,朝未來駛去。

  雖然表面上時間被區分成三個段落,實質上,卻又被視為整體,像一篇作文中的三段,這樣的整體性,使人不可能,截然將過去、現在與未來劃分,而只存活在當下,未來與過去對當下的影響是必然的。

  只是,人必須調節這樣(過去與未來)的影響力,如同調節鹽的用量一樣。過與不及,都成為一種負擔。

  年輕時的福貴,他的過去是富裕而驕縱的,難免養成當時的他一種散漫的習性。

  而中年時的福貴(1960年代)以及當地的居民之所以兢兢業業的努力於大煉鋼運動,也是被某種政治型態的現實與未來所牽絆著。共產主義給人民的未來畫一個大餅,得以解除現在與未來的飢餓,實踐人人平等的理想。未來是不是真有一個大餅存在,其實沒有人敢保證,但許多人卻相信了。

  死亡,本質上只是自然的現象,是簡單的。不過人類的演化,卻加諸其上許許多多複雜的過去與外來,而使其雜亂不堪。對親人的死亡過程有過去的愛、恨、責任、罪惡感與補償心理等,種種情緒交織著,使得我們對親人的離去依依不捨,而,另一方面,對親人所忍受的醫療處理(例如氣切、化學治療、洗腎、截肢等),卻也有另一種不捨,也因此,而希望親人早點結束生命,科技的發達,固然可以延展病人的生命,但某些時候,這樣的展延,只是一種勉強而已,負數多於正數,對病人本身及家屬而言,這勉強的展延,只是沉重的負擔而已。

  人的現在受過去與未來深深的折磨著。

  往往,人無法接受死亡的簡單、自然。而加以轉化成各種形態,也許給予死亡一種永恆的概念吧,於是發展成墓地、風水、輪迴說,或則,以孝道加以裝飾吧,於是而有紙錢、繁文縟節、各種「必要」的維生用具(例如呼吸器),或則燒個紙糊的汽車與女傭供其陰間使用。

  雖然對死亡的恐懼是天性,如果人可以理解死亡的自然,並且單純的對待,則也許不如想像中的恐怖。

 

馬桶

  但人卻不滿足簡單,對商家而言,商品必須不斷的提升其「功能」,越來越複雜精緻,有時價錢也提升,如此,才有利可圖。許多產品具有各式各樣複雜的功能,日本人很愛乾淨,是令人尊敬的,只有具備厚實的文化所涵養的自制力,才能在許多方面表現出對完美、清潔的追求與實踐,包含在衛生方面。

  不過,這樣傾向完美的性格,有時可能轉變為鑽牛角尖,或吹毛求疵,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日本人對馬桶的研究可謂是登峰造極,不但它的外觀精緻,而且也功能齊全,可以順便量血糖,並且將量出來的血糖值傳送給設定好的醫院,以供參考。而且,水流的力道、轉向也經過仔細的研究,上完大號之後,保證不留「殘渣」。更巧妙的是,還有一根特別設計的噴管,可以順便噴出水柱,清洗使用者的肛門。

  我們實在佩服日本人的巧思,將上廁所加以藝術化。只不過它的價錢勢必驚人,而且,還必須搭配一間高貴的房子,才能與這高貴的馬桶相得益彰,這樣算起來,所費不貲。

  這樣複雜的馬桶,是不是實用,還有待商榷,為了增加一項功能,可能必須花費幾倍的心血,這些心血,原先可以使用在其他方面,增進生命的品質,而如今,卻為了某項「品質」而減少了生命的品質,得與失之間,實在難以分明。

  不但不實用,也不容易維護,即使,這高貴的馬桶,可以大量生產,在日本平民化,也許,人們逐漸可以享受上廁所時順便可以量血糖,並且,也有一條黑色噴水管自動的清洗肛門,當這些都由接受變成習慣,再由習慣變為「自然」之後,那麼人類將越來越遠離真正的自然。

  最可悲的是人將喪失其獨立性,依賴於各式各樣的事物,也許,包括自己清理自己肛門的樂趣。

  人往往將這樣複雜的馬桶視為一種進步的象徵,而自認為,即使不出於某種利益,也有義務,出於人類或則其他萬物的福祉,必須把這樣的信念或發明加以宣揚、實踐。

 

兔子與眼藥水

  環保人士通常是反對人為干預自然的,對許許多多生態保護有卓越的貢獻,而且,有時,甚至犧牲自己生命。

  有些環保人士,走入非常偏遠的地方,靜靜的,觀察,默默的為保護動物而努力,有些則是走上街頭為被虐待的實驗室動物怒吼。

  不管是靜靜的或熱鬧的,其原意都是善的。但這樣的善意,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危險。儘管研究者犧牲了許多的個人時間,在野外研究某物種,但有時,為了某些理由,例如了解動物的習性,必須捕捉這些動物。首先,他以麻醉槍射中動物,這動物在震驚中,或慢慢的倒地,或突然地從樹上摔下來,接著將這動物綁在架上,以防牠脫逃或咬傷人,然後,用針刺入牠的身體,抽出一些血液,作為研究之用。

  如果,今天角色互換,作者突然被一群外星人「綁架」研究,可以了解這動物驚嚇的程度。

  自然界每天都有物種絕跡,我們選擇保護某一物種,而不保護另一物種的理由是什麼?什麼才是治本的方法,如果大地的污染一直持續著,而人口增加的壓力膨脹著,物種的滅絕,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那麼,研究者深入荒原的努力,看來,只是杯水車薪的幫助而已。

  在某些時候,這些被研究的物種,比較像是幫助研究者成就某些知識或名利的祭品。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嗎?在善意的背後是否隱藏著偏見?

  人類本身就是矛盾的,以反對虐待實驗動物為例。研究者必須讓健康的猴子感染愛滋病,身體潰爛,遭受無盡的痛苦,才能逐漸發展對抗愛滋病的藥方,但是我們能反對治療愛滋病的藥嗎?

  也有人反對眼藥水的實驗,將病菌植入兔子的眼睛,使兔子的眼睛發炎,再滴入發展中的眼藥水,以便研究眼藥水的療效。

  為了確保人類的生命,藥物的上市,多半經過這道動物的實驗手續,我想,即使有人反對虐待猴子的愛滋病實驗,也很少人敢反對虐待兔子的眼藥水實驗,除非今後,你自己可以為了動物權而不使用眼藥水,如此,才能在思想與行為上一致。

 

黑就是黑

  可見,這善意是有區別的,人與動物、植物、礦物之間有不同的等級。最好是一種共生關係,對大家都有利,否則,善意只能在人類自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區,一個家或自己的宇宙中,才能成立。

  人永遠是自私的,即使我們能努力去「博愛」,但核心問題還是人自身的存在,這樣的區別心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既然自私是萬物的法則,那麼就沒有所謂的罪惡的問題,作者相信上帝(如果存在的話)不會因為人的自私而處罰人,因為,這是構成物種的元素之一。你無法因為這是煤,就說它的黑不好,反而,問題在於自私的對象、方式與程度上拿捏的問題,非洲行醫的史懷哲雖然相信萬物是平等的,但是為了救活一個病人,他也願意以藥物殺死病人體內的千萬個生命--細菌。

  歷史上中國貴族與平民的明顯差異,對照出平民的悲慘境遇,古詩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平民對於政治的腐敗時有反彈,著名的個案之一,就是清朝的太平天國起義,其實,這社會運動本身的理念與加入的群眾並不嚴謹,洪秀全自稱為上帝的弟弟,並且以宗教的外衣與粗糙的平等理想(例如不准士兵納妾,而自己卻享有眾多的女人)來包裝平民的起義運動。

  似乎,許多理想的實踐過程,都必須與某種(些)名義掛勾,以增加其本身的力量,共產主義照理說是「工人無祖國」,打破國界的藩籬,共創一個以工人為榮的大同世界。

  但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實踐過程卻必須與民族主義結合,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提供政策的實踐強大無限的動能,大煉鋼運動的口號:「超英趕美」,就是以民族自尊心為推動政策的燃料。

  理想因為加了某(些)元素而壯大,但也因此而變質,當個體成長過於快速,勢必增加食量,那麼也就對食物的來源、品質越來越無法嚴格把關,最後,這個體也許不是被外敵消滅,而是毀滅於自己,因為快速成長,吃進太多毒素。

  影片中所展現國共內戰的場面,之所以形成,當然要歸功於當年日軍侵華,為對抗日軍,造就了民族英雄與軍事強人蔣介石。

  而日軍之所以侵華,也是披上「大東亞共榮圈」的外衣,合理化為解除東亞殖民帝國的威脅。但這樣不顧一切的發動戰爭,也是源於「明治維新」之後國勢驟強,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中連續打敗兩個陸上大國,並獲得台灣及朝鮮屬地,逐漸堆砌起來,一種所向無敵的虛幻意識,以及,感受到島國生存的侷限,必須為其後代子孫拓展生存領域的使命感。

  民族主義在日本的個案中的轉折是有趣的:首先,最早,日本與中國一樣採「閉關自守」的政策,之後,西方勢力不斷叩關,由美國打破了日本的封閉,當時,西方以其先進的文化與科技,造成日本的挫折與覺醒而引發了「明治維新」運動。

  這運動之所以成功,在於其以日本文化為架構去消化西方的文化與科技,所以,是具有日本格調的,符合日本人身材尺碼的衣服。當西方的科技能融入日本文化時,這科技也隨之具備了本土文化的深度,當日本文化能吸收、消化西方文化時,兩種文化的交融更加深了日本文化的廣度與深度,日本這顆樹必然成長、茁壯。

  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強,這也是他們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不會喪失本國文化的原因之一。這風格是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當年(清朝末年)中國也被迫學習西方,然而,卻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爭,有識之士,出於民族的救亡圖存,想在中國的架構上,引入西方的文明,不幸的是,源於當權者及大眾的自私與盲目,終究無法成功的蛻變,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百日維新、戊戌政變、軍閥割據、以及中日的戰爭等,一再的顯示出當時中國人的愚昧與自私,各種變法,只是白忙一場,最後,共產主義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幾乎將中國文化連根拔掉。

  對自己所存在土地的文化如此的敵視是可悲的。是中國文化的本質真的不符合現代世界潮流?或是,歷史中國有無數的違反人性的惡例,而使知識份子失望?是西方物質文明的興盛與便利?或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夠透徹?抑或是,從清末以來,連續的對外戰爭失敗,而學得的「習得無助感」?

  但是,反觀鄰國日本卻在日俄戰爭與中日戰爭中一連串勝利,並且,被勝利沖昏了頭,誤導某些日本政客與軍人進入一場戰爭的浩劫,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對被侵略國,以及自己而言,都是一場苦難。

  其實,這也是當年日本發展太快而給自己帶來毀滅的例子,人必須對自己的優點與限制有所覺悟,知道自己有可以達到的,也有無法達到的,才能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繁榮是多數人嚮往的,經由克服困難得以實踐理想,固然可以增強自信,就怕,太過於自信,而導致盲目,走向自毀。

  因此,人在想「征服」世界之前,必先了解、征服自己。其實,自己才是最強的敵人,外在的環境雖然險象環生,但,如果一個人能充分的開發自己的智慧、膽識與意志,就不容易被這些路上的石頭輕易的絆倒,也比較容易達到目標。

  所以,人最後所需面對的還是自己。

 

赤子

  福貴與達利最後也逐漸回歸自己,他們的路徑,可以說是自我追尋的路徑。可以說,是將身上包袱一一脫掉的歷程,當然,人不可能一點包袱都沒有,但卻可以設法減輕身上的重量。

  這就是尼采所謂的發展第三層次:回歸赤子之心。赤子比較純真,比較沒有各種有形、無形的包袱,這樣的存在,更為自由。

  達利必是擺脫了前人的形式,才可能超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經由這樣的自我超越與創造,也才能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

  而福貴在晚年回答孫子的問話:「雞長大了變成什麼?」時,他回答道:「雞長大變成鵝,鵝長大變成羊,羊長大變成牛,牛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之後生活會更好。」此時,福貴已擺脫了共產主義之理想化意識型態,不再對共產主義有預設立場(之前回答兒子的問題時說道:「牛長大了變成共產主義」)。此外,對於兒女的死亡,儘管仍舊深沉的哀痛,而且這傷口也永遠不可能癒合,就像一個突然斷腿的人,雖然喪失一條腿,有時仍然幻覺到這腿的存在一般。但是,他已逐漸習慣於僅剩的一條腿,雖然走起來有點彆扭,但是能夠走出來,而不因為只有一條腿而陷入怨恨的膠著,就是一種接受,這樣的接受才能導引至自在。

  一切的生命現象都在流轉,從此時此刻來看,也許是快樂的,但下一刻可能轉變為痛苦,而再下一刻,可能又有另一種體驗。

  既然「流轉」才是生命的常態,那麼,何必對於目前的遭遇過度的執著?不如接受此時此刻存在的現況,不論是痛苦或是快樂的,都欣然接受。

  當然,我們應該有適度的理想,才能賦予自身生命一個方向感,同時,也必須有信心,才能激發潛能朝理想邁進。

 

一顆子彈

  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一段距離,阻隔於其間的變數,往往是我們無法預期或控制的。存在主義認為我們的存在是一種荒謬,沒有一個頭緒,說不出一個道理,我們可以從劇中福貴被抓兵為例,在表演皮影戲時被突然抓走,由平民而參與戰爭,本身就是一個荒謬,而且,莫名其妙地,剛開始是隸屬於國民黨的部隊,中途又變為共產黨的部隊。

  而屍橫遍野更著著實實的說明生命的荒謬與無奈,一個小孩的成長,費盡父母多少的心血,卻極其卑微地、浪費地,喪生在一顆小小的子彈上,而這顆子彈的造價可能只有幾塊錢而已。

  我們總反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極,總鼓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積極,但如果生之荒謬是人的宿命,那麼,人對未來與理想應持何種態度?積極或消極?

  這恐怕沒有一定的答案。但影片所提出的觀點就是:順其自然。有時不是人不努力,而是潮流的力道太強,實在無法超越,既然打不過,就只好跟著走。

 

皮影戲

  我們可以皮影戲來類比潮流的力量。其實,人就像這些戲偶一樣,並沒有主控權,而是,被預定的戲碼所規範,無論在台上有多少的角色:帝、王、將、相或販夫走卒,都只能在這戲台上活化,走出戲台,就只是躺在箱子裡,一具具沒有生命的戲偶罷了。

  潮流就好比這戲台,而人只能在這戲台的有限空間裡,活出生命。人往往自認為對自己的生命有相當的主控權,其實,只不過是一具具受控制的戲偶罷了。

  我們很難遁逃於天地之間。在工作崗位上就有老闆、客戶、法規、同事等勢力牽制著,回到家裡,也有親情、愛情、經濟負擔等等責任擺佈著,即使在休閒時,也無法全然的放鬆,腦子裡還是充塞著工作與家庭。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難道就只是順應潮流,實踐種種的角色,而成為命運的戲偶?

  我們對理想的追尋,這意義是純然的嗎?真的是源自內在純真的自我嗎?會不會隱藏著社會控制的鋼絲,而自己仍舊只是一個換了角色與戲碼的皮偶罷了。

  屬於傀儡的生命型式可以擺脫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皮偶無法獨立存在,必須透過某種操控,才能活化,被控制是生存的先決條件。即使像自然主義者梭羅,反對一切的人為,他在走出森林小屋時,仍然需要使用到人造的馬路,只要是人,就必須存在於社會,這鋼索是如何也斬不斷。

  一個畫家的才華如何的天馬行空,但他的作品仍然逃不出顏料與紙張的制約,藝術家的創造力看似無限,其實還是有一個範圍的。充其量,我們只能在有限中創造無限。

  這也許是一張八開的圖畫紙,同時也是這圖畫所能展現的極致。這就是一個人的存在結構,人只能設法利用已設定好的素材,進行創作。

  讓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詮釋皮影戲在福貴生命中所代表的意義。在福貴年輕沉迷於賭博的日子裡,賭場裡經常有皮影戲的表演,在耳濡目染之下,在玩票性質下,福貴倒也能上台表演一番,作弄一下觀眾。有一次,福貴賭累了,詢問賭場老闆,這皮影戲怎麼表演得這麼差?老闆逢迎著說:演了一天都累了,要麼,您上台給他們示範一下。

  福貴一時技癢,果真上台即興表演,他俏皮地將原先劇中符合禮教規範的男女擁抱鏡頭,改為現代化的親嘴動作,還讓兩隻皮影發出親嘴的「嘖」、「嘖」聲(福貴誇張的模仿),惹得觀眾哈哈大笑,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雖然只是一個即興表演,福貴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嚴肅對待過,從來也沒有把皮影戲的表演當成謀生職業的打算。然而,卻在觀眾的一席熱烈掌聲中,他發覺自己表演皮影戲的天份,這種子埋著,他日有適當的機緣,這顆種子將會萌芽、生長。

  後來,福貴敗光了家產。飢腸轆轆之下,不得已只好放下身段,在街角擺個攤子,販賣舊家遺留下來的一些華麗瓷器,但,一方面,他本來就不是街頭買賣的材料,不懂得如何去吆喝、招纜路人,二方面,也可能他所販賣的瓷器過於華麗,對路人來說不實用,於是,他只好像桌上的瓷器一樣,乏人問津,痴痴的孤坐在一角。

  這是福貴生命中最落魄的階段之一。

 

鑽石

  然而,上天對福貴還算是寬厚,給了他一個賢慧的妻子,家珍雖然因為福貴的賭博、敗光家產而負氣回娘家,但經過一年的觀察後,知道福貴戒賭了,於是又帶著新生的兒子回到落魄的福貴家裡,無怨無悔的照顧這一家人。

對福貴以及福貴臥病在床的母親而言,沒有比這更為喜悅的事,就像寒冬從大地春回中甦醒一般,如果家珍沒有回頭,可能這家子就走向分崩離析。

  在此,我們必須對家珍的傳統婦女美德表示無比的敬意:(一)在努力規勸福貴而沒有效果,並且在福貴敗光家產之後,她獨自離開,回到娘家,肩負起養育兩個孩子的重任,並且對抗外界的閒言閒語,福貴惹的禍,但家珍卻獨立承擔部分的責任。(二)雖然福貴的作為令人絕望,而家珍也暫時離開福貴,但是,家珍並沒有因此而不關心福貴,她仍然先把孩子安頓好,時時惦記著福貴,而且,她並非「冷眼旁觀」福貴的變化,而是殷殷的期盼福貴能紮實做人,她讓福貴的暫時潦倒作為一次教訓,當然,她也可以立刻回來,但是,她知道,如果立刻回來,可能影響福貴覺醒的意志,人,不經過一番的挫折磨練,很難認清事物的實相,以及自己的潛能。(三)而且,家珍也沒有另覓他人,「良禽擇木而棲」的打算,這樣的專一給予福貴無比的安定感,他知道,無論外在的風風雨雨,或自己如何的錯誤,只要有決心,能夠改過,家珍都會挺著自己。

  人生的道路曲曲折折,有時候,光靠愛、金錢或智慧,不一定能夠恆久維持家的完整性。熱情容易消逝,愛的質地可能由「熱情之愛」轉變為「夥伴之愛」,親密關係逐漸公式化及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細水長流的、相知相惜的相互扶持。

  這樣的愛雖然淡雅,卻也芬芳。

  相信家珍的智慧並不亞於福貴,當牛鎮長帶著大批人要充公福貴的一箱皮影戲時,福貴一臉不捨,此時,家珍臨機一動,問鎮長是否可以為忙著「大煉鋼」運動的鎮民表演皮影戲,以鼓舞士氣?此時,福貴趁勢玩笑地說,當年他幫共軍表演皮影戲,表演完一次,第二天就可以攻下一個山頭,表演完兩次,第二天又攻下兩個山頭。

  鎮長也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別的鎮上也有類似的慰勞活動,因此,就讓這箱皮影戲保留下來。

  這個案例說明了家珍是很機伶的,忠誠也是她的德性之一,另外,就是她的「寧靜」,她在面對福貴的偏差行為時,總是試圖以講理及輕聲細語的方式加以溝通,並沒有咄咄逼人,或得理不饒人的壓迫感。

  有一次,福貴因為兒子有慶在大食堂裡,為了報復那些平常欺負姊姊的頑童,將一大碗夾雜著各式各樣調未料的麵,倒在一個小男生的頭上,因而引發雙方家長的激烈口角,對方家長憤怒的說,這樣的舉動就是破壞人民大食堂,而破壞人民大食堂就是反革命。

  將單純的小孩玩鬧,擴大為「反革命」使福貴嚇著了,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福貴喝令有慶當場道歉,有慶不從,福貴就打了有慶,這場風波就在有慶被福貴教訓之下平息了。

  回到家後,福貴的怒氣未消,他覺得必須再把有慶叫來處罰一番,這時家珍生氣道:有慶是你生的,還是外面撿回來的野種?鳳霞是個啞巴,在外面給人家欺負了,回家也說不出口來(有幾個頑皮小孩在鳳霞倒水時拿石頭丟她),有慶對鳳霞不捨,才有這樣的頑皮行為。簡單說,有慶以倒麵的方式,替姊姊出氣。

  家珍接著說:這麼多年來,我跟著你,無論日子是好、是壞,我說過一句話沒有?在影片中家珍從來沒有對福貴大聲過(日常生活與電影不同),但這次家珍氣炸了,福貴一時愣住,然而,家珍之生氣倒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為丈夫的不明事理,以及,最重要的,為了維護摯愛的兒女,可以說是母性本能所發出的正義之聲。

  長久以來,家珍一直努力的縮小自己,默默的付出,什麼瑣事、什麼苦都願意做,她的努力縮小自己,才能彰顯丈夫、婆婆以及孩子們的完整性,表面上,這一家之主是福貴,但是如果沒有家珍這根棟樑,可能這屋宇早就傾倒了。

  所以家珍的縮小,是一種美德與生活的智慧,她不求在工作的量上、口舌上或權益上與丈夫爭平等,更不使用丈夫過往的罪惡感來操控丈夫,使自己的心態高於丈夫,她的謙卑與寧靜是發自內心,不計較得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表面上看起來是微小,但卻是一顆熠熠發光的鑽石,貴重無比。

  我們的生命意義並不一定要有多大的社會認同才算是有價值的。得到諾貝爾獎是名垂青史的社會認同,也是恆久的。

  或則稍差一點,在某個社會有所貢獻,有些人知道你的存在。

  但能達到這樣境界的人不多,而且其光輝的表相後面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複雜性,雖然,這些成功人士的光彩就像遠方的星辰那麼光鮮,但也因為距離的遙遠,而不容易達到。

  反而,我們可以從自己開始,做好自己的本分,人最重要之一就是有自覺,知道自己的能力與限制,知道什麼是自己所要的,什麼不是自己所要的,因此,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

  家珍的智慧源於其自覺,她安於平凡,她不因為羨慕物質或追求理想而擾亂寧靜的心,而對平凡的生活怨懟。這樣的寧靜使家珍成為安定的支柱,不因外在的風風雨雨而飄搖不定。

  她接受平凡,甘願為了丈夫、兒女奉獻生命,由於心情寧靜,所以能對生活的瑣事或苦或樂皆泰然處之。

  其實,在社會中更多這樣的默默付出,平凡中的偉大,例如絕大多數的父母,偏遠地區長年奉獻的宗教人士等等,雖然,他們不見得被社會大眾「看見」,有時,甚至看來卑微,但他們的自我犧牲,對那些被關懷的對象而言,卻是無比的珍貴。

  社會上的每個角落都可能有這類一顆顆珍貴的鑽石,只不過沒有注意到或理解到而已,我們常常只注意天空的星辰而忽略了身旁的玫瑰,常常以星辰的偉大標準來衡量週身的事、物,因而看不見自己以及身旁事物的價值。

  家珍的韌性並非來自於算計,想辦法賺「大錢」,也不依賴丈夫,而是認命、獨立,一種無怨無悔、不奢求、實實在在的過活。

  她的韌性來自於忍受,她接受這一切,也許她並不認為這是在受「苦」,如果心甘情願,也認命,就不會覺得苦。

  家珍的處世原則就是柔中帶剛,而福貴傾向於失去個性的柔弱,家珍是有骨有肉的帶勁,而福貴則是有些軟趴趴,怕事!

  福貴不敢去跟別人爭,也不曉得去跟別人爭,取不一定是不好的,只有強取豪奪是不好的,有時候,該是自己的,就必須義不容辭的爭。

  在大煉鋼運動中,鎮長帶著一批人到福貴家中搜括鐵,甚至連福貴僅餘的一箱皮影戲偶的操控鐵絲,也要充公去當作煉鐵的材料,雖然福貴不以為然,說「這鐵,哪裡算是鐵?」但是狡黠的鎮長卻強詞奪理的說:「這哪裡不算鐵,這些鐵正可以造三顆子彈,也許解放台灣最後就差這三顆子彈!」

  福貴沒有辦法,面對這政治王牌,毫無招架之力,正當準備奉獻出這些皮影戲偶時,家珍忽然靈機一動,建議何不善加利用這箱皮影為辛苦煉鋼的鎮民表演、加油打氣?鎮長樂見這樣的妥協方式,這箱皮影得以保存下來。

  這個個案可以看出家珍在面對危機時的從容、堅持與彈性,她是比福貴還執拗、還靈光。

  另一次是在人民大食堂吃麵時,有慶為了替姊姊出氣,報復一群經常捉弄姊姊的小頑童,而將一碗加了許多辣子的麵倒在一名男孩的頭上,因此引發對方家長的強烈反彈,認為有慶此舉就是:搞破壞,破壞人民大食堂就是破壞大煉鋼。對這樣大的帽子扣下來,福貴嚇得六神無主,只好當眾斥責有慶,教訓(打)有慶,希望藉此可以平息對方的怒火,以息事寧人。

  福貴回家之後,還要教訓有慶,他原來以為有慶是沒有教養,教訓他以免重蹈覆轍,可是家珍卻不服,她告知有慶鬧事的原委,只是為姊姊打抱不平,這下子,福貴才為自己的衝動感到萬分的懊惱,他並沒有跟妻子、兒子道歉,這不是當時中國人的行為模式,但是,他看著鳳霞心疼弟弟的眼神,以及有慶充塞眉宇間的護姊心切,他明白了一切,並且將自己碗中的麵端到有慶的桌子上,鼓勵他多吃一點。

  可以看出家珍是有為有守的,可以為著家人吃盡苦頭而沒有怨言,她是柔中帶剛的。

  我想,這就是女人的韌性所在,以自己的殘缺來成全孩子、丈夫。

  雖然福貴看來有些憨直,但洗心革面後的福貴也是盡力呵護著妻子與孩子的,在大煉鋼那段時期,有一天,有慶實在累得爬不起床去上學,家珍就勸說,不如讓有慶在家休息一天,不巧的是,剛好這一天區長來學校視察,一群小朋友慌慌張張的來到有慶家門口,催促著有慶去上學,福貴擔心引來不配合的麻煩,還是決定讓有慶去上學。

  由於有慶睏極了,無法走路上學,福貴只好一路背著有慶,那上學的鄉間小路是漫長的,有一輛腳踏車擦身而過,是一位父親載著小孩去上學,窮福貴,只好背著有慶。

  福貴一面背,一面叮嚀有慶,到學校後,要吃餃子前,記得用熱水泡一泡餃子,吃冷餃子容易壞肚子,如果一次泡不熱,再泡一次。

  這樣的背,這樣的叮嚀,雖然只是生活小細節,但是,卻是何等偉大的父愛展現,生活是如此的卑微,連個腳踏車都沒有,連請一天假也不敢,但卻在如此的微細中,反射那父母對子女深邃的愛。

  福貴背著有慶去上學,是快樂的,家珍能為有慶準備他喜歡吃的水餃也是快樂的,儘管物資貧乏,但是他們是快樂的,因為能與所愛的人在一起,能夠為所愛的人付出就是一件幸福的事,誠如福貴母親所言,生活貧苦沒關係,活得快樂才重要。

  雖然有些時候愛需要物質來表達,但是真心誠意的愛,即使在物質匱乏之中,仍能慴慴生光,事實上,唯有在外在的困難之中,才能展現內在純真的愛,因為,有時候愛的純粹性可能受物質混淆。

  而,越是純粹的愛,其力道越強,越能穿越時空。

 

  在「大煉鋼運動」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鐵,也許,平常這鐵的角色不那麼顯著,它只不過是一個鍋子,一台腳踏車而已,可以被任意的使用,甚至丟掉。

  如今,鐵卻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它要負責改造中共的科技,以提昇民族的自尊心,這鐵,成為中共領導者貫徹意志的試金石,一個力道的著力點。

  與鐵有關的東西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事物的看法,都經過「鐵」(政策)的透鏡,人們所關心的是鐵的取得與鑄造,也就是政策的執行成效。

  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們容易陷入鑽牛角尖,可能為了取得幾根鐵絲,而毀滅整箱的戲偶,這樣的做法可謂是已陷入極端的狂熱。

  這樣的不理智只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改革中國舊有文化,以順應潮流,不是全盤的否定一切,甚至,把舊有的,好的東西也加以詆毀,將一棵樹的根全部斬斷,這棵樹的存在就不紮實,一陣大風就可能傾倒。

  在鳳霞的生產過程中就遭遇到這樣的窘境,醫院裡的醫學教授被視為一種舊的、迂腐的象徵(臭老九),而被群眾批鬥,關到牛棚裡。

  取而代之的是年輕、沒有技術及智慧的紅衛兵。在醫院裡懵懵懂懂的掌管人們的生死大事。

  後來鳳霞難產死了,可以說,是被文化大革命這陣風掃到。

  雖然編劇極盡人事,將所有大時代的悲劇堆砌在福貴身上,以賺人熱淚,但是筆者還是要感嘆上天對福貴的恩寵,給了他這麼一位珍貴的伴侶,無怨無悔的陪著他走過崎崎嶇嶇的人生道路。這樣的禮物,並非人人可得,更非努力就一定得到,這也是其珍貴之處。

  家珍因為認命而活出生命的韌性,認命帶來知足,知足產生寧靜。一個人必須有顆寧靜、知足的心,才能欣賞其內在的美,否則,他總以他人的光彩來對照自己,使自己的心浮動而煩惱,須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人的富裕不一定全來自外在的物質,反而,需求越少就越自在、越富有。

  皮影戲與福貴之間關係的演變也是很戲劇化的。皮影戲也象徵著「戲夢人生」、「人生如戲」的詭譎無常。

 

骰子

  在1930~1950期間,在舊社會尚未完全瓦解前,皮影戲,對福貴而言,是公子哥兒的消遣娛樂,但是到1940年代中期,福貴敗光家產時,皮影戲反而成為主角,作為福貴謀生的工具,並且,在被共軍「俘虜」之後,適時的為共軍表演,解救了福貴。

  五○年代,福貴又利用皮影戲的專長,給忙著大煉鋼的鎮民加油打氣。但此時,一向給予福貴助力的皮影戲,在角色上開始產生曖昧的轉變,皮影戲裡的人物、劇情都是古代的公孫將相與帝王思想,正是共產主義所急欲批鬥的,福貴的想法是,將皮影戲改編成現代共產政權的劇本,使其「現代化」。

  時代的進步,使得民俗不得不做某些的修改,台灣的一些民俗活動也有明顯的改變,例如華麗的佈景、服裝、聲光,而且在表演上,也適度的加入一些「動作」(例如激烈的打鬥),這些外在的改變,的確可以促進這些民俗活動的感官刺激。

  面對民俗的可能失傳,改變以迎合現代人的口味,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有時這些變化著實驚人,幾乎完全看不出「原來」的樣子,往往太過於華麗,像濃妝豔抹的中年婦女,拼命想修飾歲月的痕跡,卻如何也找不回那年輕時,純真的美感。

  福貴希望將皮影戲加入政治的劇情,似乎也是一種不得不的勉強,這樣的勉強,就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一樣,雖可以穿,但極不搭調。

  有時懷舊的心讓我們開始去追尋與欣賞舊的事物,不顧一切的尋找保存,深怕它就此消失,即使,所抓到的舊事物,只是一種變了質的舊,也聊勝於無。

  對於已經走樣的傳統的堅持是否值得?這些傳統真能代表自身(舊有的價值觀,例如勤儉),使與其他民族區隔,或則,這些傳統真能在順從人性的前提之下,滿足己身的「根源需求」(例如古代的「三從四德」以及儒家的倫理思想)又有哪些應該改革?傳統與現代間是對立的,還是可以相互融合的?那些傳統應該放棄,而哪些應該保留?

  福貴雖然想一直保存著他那一箱皮影戲偶,皮影戲偶與福貴長久依存之後,不再是一堆沒有生命的東西,而轉變為對福貴具有特殊的意義與感情,也許,對此時的福貴而言,表演不僅只是謀生而已,也是一種樂趣,以及存在感。

  但是,天不從人願,中共在六十年代掀起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企圖徹底撕掉舊有的一切,以一種簡單、快速的冷酷,去撞擊複雜、深邃的舊有種種,福貴的一箱皮影戲偶,就在鎮長警告下,被燒掉了。

  這箱皮偶雖然逃過「大煉鋼」的浩劫,卻終究逃不過「文化大革命」的劫難,這箱皮影戲偶如同一面鏡子,反映社會潮流的變遷。

  皮影戲的興起與沒落,不正說明了「戲夢人生」!

  我想,影片所要描述的生存處境,正如那畫家足以作畫的畫紙,是一種荒謬性的零散存在,如同福貴賭桌上的骰子,點數的多寡只是偶然,賭博之所以刺激,也在於這偶然性,賭徒總是希望下一把能贏,也總是沒有把握,但卻也知道有贏的可能性,其危險在於偏執的期望下一把會贏,而以一些迷信的方式來加強自己會贏的信念(例如在拋出骰子時,先對其吹氣)。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這賭的本質是一種隨機性,無法歸納出一組較常出現的號碼,讓一些有心者有跡可尋,那麼也就可以理解生命之無常,對於輸贏就不那麼執著。

  既然人生如夢,那麼就不要對一些事情過分嚴肅。

  導演所要講述的,不僅是生命之無常,他只是以無常為背景,點出生命及中華民族之最重要的生存優勢--韌性。中華民族的存在已有數千年歷史,反觀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民族早就煙消雲滅,而中華民族仍存活著,雖然也有過被其他種族擊敗、統治的時候、病奄奄的時候,也曾經有過叱吒風雲的輝煌紀錄,不管如何,重點是,我們還活著。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死去,就只能成為活著人研究的歷史。影片中儘管嘲諷政治的荒謬以及市井小民的無知、戰爭的殘酷以及生之無奈,但卻以這些背景(生存的嚴酷)襯托出市井小民福貴、家珍及周圍人等一種堅毅、生生不息的存在,雖然平凡,但是存活著。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這是編劇借由福貴之口說出的,當福貴與春生被「抓丁」時,看著成千上萬被凍死的傷兵,福貴對著春生有感而發:「回去得好好活著!」

  從某個角度來看,人生就是一場一場的賭注,面對一波一波的挑戰,我們必須做抉擇,以自己的青春、金錢、名聲、人情或道義等等作為賭注,雖然我們很期待骰子能按照我們所預期的方向出現,但是,執出骰子的那一剎那是完全沒有把握的,輸與贏實在很難捉摸。

  有時輸了,其實是贏,福貴輸了龍二僅剩的一個宅院,卻因禍得福,逃過「文化大革命」一劫,龍二處心積慮贏了這宅院,卻因此被打成地主,命喪黃泉,在看盡生死無常之後,我們只能感嘆:輸、贏又何妨!

  福貴與家珍這對患難與共的夫妻,可以說,就是堅毅的寫照,人的存在,雖然免不了承擔種種有形、無形的枷鎖,雖然沉重,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也許,我們不該問自己為什麼活著,因為已有太多太多的人試圖給我們答案,政治家、哲學家、宗教家、父母、教師等等,已經說了許多。

  而是,既然活著,如何活出自己的人生,活得自在、有尊嚴,而且快樂,不問別人,而是如實地問自己,為何活著。

  也許我們無法改變外在的潮流,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改變自己的心境,讓我們活得更自在。

  有一對兄弟到偏遠的地方做生意,費盡千辛萬苦才翻過山頭到達目的地。哥哥埋怨道:早知道這山如此困難翻越,我就不會到這裡來,但是,弟弟卻笑道,因為這山不容易翻越,我們才更應該來此做生意,因為這山阻隔了其他商人與此地的民眾,我們才有更多的機會。

  看到福貴一家所遭受的打擊,我們的自然反應是這些事情最好不要發生在我頭上,以及,更珍惜當下。但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逆境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所能做的,是回過頭來,訓練自己,使自己更為堅強與豁達。生之無奈是人的宿命,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與無奈相處。

 

  中國的圖騰是龍,雖然這是虛構的,也有眾多的詮釋,但幾千年來,這龍的形象已深植人心,在許多的傳說、民俗中活化。

  龍的身體很像是蛇,同時,也具有如蛇一般神秘而巨大的力量。蛇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會脫皮,牠的成長必須藉由一次次的脫皮,脫去外殼,連同一些寄生其上的寄生蟲也一起拋棄。

  脫皮的過程雖然是痛苦的,在脫皮過程中的蛇毫無自衛能力,但卻是牠成長必須付出的代價,沒有痛苦,就沒有更新、蛻變。

  歷經劫難的中華民族之所以存活下來,也正與福貴的存活下來具有相同的本質--生命的韌性,這樣的韌性是在隨遇而安的前提下,逐步的改造自己,以適應時代的轉變,這個前提就是無論如何先求生存,有生存,再逐漸適應。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韌性,才能在元朝、清朝的異族統治下存活下來,並將異族融為一體,而每一次的融合,就更增添了自己的生命力,融合,就是一種蛻變。

  其實,這樣的蛻變是在面對重大挫折,或完全不同的情境下,一種重生的企圖,亦即,在不完全放棄原有本質下,暫時以赤子之心的態度,去思考自己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理出一個發展方向,是一種絕處逢生的理解、痛苦以及重新出發的實踐過程。

  這樣的蛻變,必然保持「赤子之心」的思路,因為環境的巨變,而使自己以往的信念格格不入,如果一味的執著於先前的行為模式,可能遭致毀滅,而必須,重返赤子之心,以一種天真、虛心的態度重新學習,以利於自我的生存。

  龍二在贏得福貴的院房之後,就將自己侷限在擁有此氣派院房的喜悅與滿足之中,雖然他不再涉入賭場,以免步入福貴的後塵,是因為福貴的家道中落,給予他放棄舊有思維(賭博)的警覺,但是,這樣的警覺卻又使他陷入另一種僵化的思考,他緊抓住:不賭博,以保有這院房的思維,卻因為這樣的執著,隔離了他對外在變遷的警覺與適應,就像一個人開車時,如果只注意前方車流的動靜,就很難去注意到小巷中閃出的小孩。

  所以,龍二是太聰明了,太精於算計,卻因而喪失了赤子之心,無法適應環境的變遷,當改朝換代,共產黨將其打入地主階級,要沒收他那院房時,他卻仍生存在舊有的思考模式裡,不懂得隨機應變,他原先以為,擁有這院房,以及相當的財富,與不賭博、精明處世的良好習慣等等,就從此可以活得自在,哪裡會想到,這樣的想法,如果太執著,反而變得不自在。

  太過精明,反而因為失去赤子之心,而可能遭惹危險。

  所以,真正的自在,就如水一樣,有固定的水的本質,卻不拘泥外在的形式,在本性上它是執著的,放棄本質就什麼都沒了,但為了生存,也懂得低下、隨遇而安,我想,所謂的赤子之心,並非一切都放空,而是懂得學習應變、不僵化,能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

  而且,赤子之心也不是如尼采所言,在第三階段蛻變時才產生的一種絕對的狀態,而是,在我們的人生歷程中,已經或多或少使用到,例如作文、創作,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做菜、穿著等,只不過,我們不經意,或則並未針對我們生命中最根本的層面,將此「赤子之心」發揮的淋漓盡致。

  其實,我們必須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覺悟,以及,自己生命中的僵化思考有所理解,才能將我們本性中原有的「赤子之心」重新開啟,與自己生命中許多的性質相互揉合,在生活中靈活的運用,以找回生命的尊嚴與自在。

  人與其生存的環境既對立又相依,生活就是自己與自身之外事物對立、相依的辯證過程。而韌性來自於忍受此種對立的衝突,經由「逆來順受」給予自己存在的力量。

  讓我們來看看圍繞在福貴週身的種種矛盾。福貴與春生最早是因為福貴敗光家產,氣走了妻小,後家珍回來,為了養活家人,拋棄舊有大少爺的面子,低聲下氣前往龍二家借錢,想做一點小生意,這點,也可以看出福貴的可貴之處,第一,雖然龍二贏了他的房子,但他並不怨龍二,好漢做事好漢擔,只怪自己賭博,怨不得別人。第二,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他能夠回到原來屬於自己的院房,面對以賭博手段贏了自己的龍二,並且低聲下氣的求情,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他需要克服自己的面子問題、罪惡感、失落感等等,這樣的勇氣來自於自身的覺悟,理解到過去是一個無法倒返的過程,失去的房子、被氣死的父親都不可能再追回,傷痛於事無補,不能一再的回憶過往的傷痕,而是,如何解決現實、養家糊口的問題,雖然失去了這麼多,所幸母親、妻子與一對兒女都還算平安,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向龍二低頭,借點錢做個小生意,挑起養家的責任,才能稍微彌補過去的錯誤。

  這樣的低頭不是卑下,反而,是為了求生的大無畏。

  沒想到龍二給福貴上了一課,他對福貴說:「自古以來就是救急不救窮!」說完,就拿出當年他擔任皮影戲班班主時的一箱皮影戲偶,對著福貴說,「我借給你一箱寶貝,這錢可要你自己去掙,出去設法組織一個戲班子,當年,無論多麼苦,我都不向人說。」

  龍二抓住這次的機會,將自己的生存哲學教給福貴,算是對贏了福貴那院房的小小補償,如果福貴能因此而轉危為安,那麼,自己也可以不那麼內疚。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龍二當年必定在困苦的生活中掙扎過,因而淬煉出堅強的意志,龍二所要傳達給福貴的也是「反求諸己」以及忍耐的生存哲學,他知道,其實,福貴有演皮影戲的天份,也許,可以靠龍二的一箱皮影戲偶及福貴的才藝掙一口飯吃,而不必像龍二借錢,開一家店舖,以福貴過往的大少爺經歷,可能也沒有做生意的口才。

  但,即使福貴有一箱皮影戲偶以及表演的天份,也不是能夠輕易就能組成一個戲班子,吸引觀眾,混口飯吃,福貴仍必須有勇氣放手一搏,面對從零到有的種種挑戰,以及,承擔可能失敗的後果。

  我想,這就是龍二所強調的:「當年,無論多麼困難,我都不向人開口。」就是告誡福貴要能堅強、忍耐,具有「打斷牙齒,和血吞」的決心。

  我想,福貴別無選擇,此時的他,沒錢可借,已經沒有退路,眼前只有一箱皮影擺著,死活就全靠它,能不拼了老命往前衝嗎?龍二的一番話點醒了福貴,對福貴的蛻變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人往往無法知道自己有多少可能性,以及自己的潛力有多深,直到遭逢絕境時,才真正理解自己,測試自己的極限。

  其實,我們只有在「不可能」中才能看到「可能」!如果福貴一直保有優渥的生活,整天在賭場鬼混,他怎能看到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例如真愛以及工作的樂趣!

  生命中的壯闊不就是因為這些轉折嗎?一首樂曲,需要許多高低聲調與節拍來組合,我們也以己身的悲、歡、離、合,交織成生命的樂章。

 

矛盾

  福貴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湊合了一個戲班子,才認識春生的,他們都是為了掙一口飯吃,而選擇進入皮影戲這古老行業,剛開始也算是勉強湊合,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段的緣分,卻讓兩人一生從此密不可分,人生的際遇很難預料,有時,拼命追求的,卻無法持久,而萍水相逢,卻埋下日後長久相依的種子。

  福貴這段創業期間著實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只不過好景不常,造化弄人,他們兩人糊裡糊塗的被抓去當民伕,才又結束了平靜的生活。

  其實,如果僅憑在戲班子的這段情誼,福貴和春生不可能發展成相知相惜的深刻友誼,平凡的生活刻劃不出深沉的東西,情感是否純潔,愛是否深刻,信仰是否堅定等等都需要經過時間與苦難的試煉才能知曉,人性不經過層層的試驗無法顯現,真情只能在苦難中焠煉出來。

  福貴與春生是在被抓民伕時,共同經歷過生死,才培養出深刻的情誼,其深度是足以超越時間的考驗。

  只不過,命運再次的捉弄兩人,在歷劫歸來之後,福貴返回家鄉,重回妻、子的懷抱,又開始了平凡的生活,但此時卻不見春生的蹤影,牛鎮長曾前來向福貴打聽,卻沒有任何的下落。

  雙方的再相逢是極為戲劇化的,多年後,春生以區長的尊貴衣錦還鄉,一上任就開著車到有慶就讀的小學視察,那時,春生與福貴都還不知道雙方的變化(當時春生不知道福貴的兒子有慶就讀於該小學),而他們的再度相逢,卻是在福貴小兒子--有慶的墳前。區長春生的車子在學校視察時,倒車,撞倒了一面牆,而倒下來的磚塊,湊巧壓死了在牆後熟睡的有慶。

  這件車禍讓春生背上永遠的內疚,荒謬的是,春生的重現,居然是以殺人兇手的身分與老朋友相逢。

  在福貴的心中翻攪著有情與憎恨的激烈衝突,在妻子家珍對著老友春生的淒涼吶喊中:「還我的兒子來」,更加深了這樣的對立。

  人似乎永遠處在對立衝突之中,一方面我們理解處境的危險,但又必須接受這危險所帶來的安全,戰戰兢兢,千鈞一髮。

  這是一種無奈。

  我們常常埋怨社會的不公與環境污染,但我們還是必須生活其中。

  我們也知道都市裡的空氣很糟,居住品質很差,但是,我們更重視都市所給予的便利,我們是在危險中求安全。

  影片中的人物:福貴、家珍、春生、牛鎮長不都是在危險中求安全嗎?

  生存真是不容易呀!隨時可能殺出不可預知、無法掌控的變數,而使生命看來如此殘酷、脆弱。

  阻隔在福貴與春生深厚友誼間的是有慶之死,家珍一直不原諒春生,使得這兩人,從此一輩子無法並肩坐下來,像「老朋友」般開懷暢飲的談。

  感情的培養很困難,但是要破壞卻輕而易舉,因此,在一起時就要惜緣,誰知道明天是否還在一起?

  對於環境中的敵意我們是知道的,由於資訊的發達,甚至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什麼災難,也可以透過電視、媒體不斷的提醒我們,只要收看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就有訴說不盡的人間悽楚,也許,某位媽媽載著兩個小孩上學途中,三人皆被砂石車輾死等等。

  生命中充滿了這樣的變數,有時,讓人覺得,連過個平淡的生活,也是奢侈的夢想。

  話又說回來,觀眾之所以喜歡看災難新聞,原因之一,不正是因為自己太平凡、無聊了嗎?

  所以,我們經常處於穩定與變動之間的衝突狀態,在放棄自我與自我追尋之間難以抉擇。

 

蝸牛

  有時,雖然環境充滿了敵意,個人必須完全的自我放棄,順服於環境,只求一絲絲的苟活,這樣的順從,雖然沒有人存在的基本尊嚴,但是,與其完全沒有,不如保有一點,至少比零多一點。

  這樣的存在是不講原則的,或是,只有一個原則:無論如何,總是要存活著,即使,這樣的存活,僅僅如蟑螂般的卑微。

  其實,年輕時,留漣賭場的福貴,並沒有因為賭而獲得快樂,只能說是一種膚淺的刺激罷了,他知道,其實自己已沒有太多的賭本,只剩一棟屬於父親的院房,而自己又不事生產,沒有收入,沒有錢,而仍然硬著頭皮去賭,可以說是賭性堅強,不顧一切的不在乎,但是,在他心中也必然承受著,可能一切都沒了的,深沉而巨大的恐懼,而對付這恐懼的方法就是迴避它,福貴繼續賭,賭輸了,繼續在帳冊上簽字,他從來也「不敢」去清算一下,理解自己目前一共欠了多少的錢,甚至連問一聲龍二都「不敢」。

  福貴當時的漫不經心,也包括了對父親責罵的不理睬,以及對妻、女的冷淡,家珍一再的勸他要戒賭,但福貴卻說:「這戒賭,就像是戒大煙一樣,要慢慢來,喀嚓一下,斷了根,連命都送掉!」福貴的「慢慢來」其實是拖延的藉口,相信福貴也多少能覺察到來自環境的敵意,以及自己可能遭受的危機,但他卻日復一日,無奈地輪迴著舊有的行為模式,可以說,未來福貴的傾家蕩產多半是自己招惹的,而在福貴的心中,已隱隱約約的感覺到這種可能性的逼近,每次,他從賭場回家,他的父親與妻子都嚴重的警告他,然而,他沒這個膽量去直視問題,反而,他選擇了逃避,漠視龍二虎視眈眈的眼神,以及父親、妻子的責罵與哀求,他一回到家,就倒在床上,盡量在賭場耗掉一天,這樣,就可以暫時跳脫來自家庭的殷殷期盼及所需承受的生計壓力。

  當時的福貴是自私的,心中沒有愛。而這樣堅硬的心,是他與環境的敵意或善意互動中,逐漸學習的,父母的驕寵、傭人的附和、妻女的柔順,以及賭場的諂媚,一點一滴的蝕去他原本的赤子之心,剩下來的,只有那人性中的自私,被厚厚的包裹著。

  這樣的自私使他的意志既堅強又薄弱,堅強的地方在於可以不顧父、母、妻、女的人情道義,薄弱的地方在於禁不起賭場的誘惑,而主動放棄生命的掌控權。

  人是一個生物體,必須從環境吸收能量,以便維持自身的生存,他與其所存在的環境互相依存,既被環境鑄造,也鑄造環境,自自然然的,這環境就是他的根,是好是壞,他都得接受其存在環境為無法分離的「根源需求」。

  其實,人是一種有殼的動物,像蝸牛一樣,背著其祖先、文化及生存環境的殼,永遠也不可能脫去。

  這殼既保護牠的肉身,卻又妨礙了牠的行動!萬事萬物皆有其存在的矛盾性,或可以說的浪漫一些:殘缺之美。

 

饅頭

  中國人喜歡吃,吃是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在影片中也有許多有關於吃的鏡頭,例如有慶與水餃、人民大食堂中一群人享用麵食、而福貴孫子的小名就是「饅頭」。

  我們絕對可以用中國菜的精緻華美傲視群倫,但是在此,我們不談這些,因為劇中所呈現的,不是精緻的菜餚,而是,家常便飯的平凡,在此,所要探討的是,在這極為卑微的平凡之後,所隱藏的巨大、攸遠的意識型態。

  共產黨在五十年代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希望能夠快速的提昇中國的國際地位,片中的「全民土法煉鋼」運動,就是其中的一項,雖然該鎮只煉出一團的廢鐵,但這廢鐵,卻是來自母王蜂(毛澤東)的意志,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展開,在一鎮又一鎮所煉就出的一團又一團的廢鐵。此時,母王蜂已可以看出自己意志貫徹的徹底了,該是給人民一點甜頭,繼續引導人民,激發其往某個方向前進的時候了,對於人民的熱忱追隨,該給予什麼獎賞呢?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那麼,就讓人民都有東西吃吧!控制肚子,就控制了人。

  所以,一方面,共產黨鞭策著人們努力大煉鋼,二方面,又推出「人民大食堂」的策略,開出:「飯啊、魚啊、撐死咱們」的支票。

  人人都有飯吃,是共產主義的願景,是因為多少年來中國的人口壓力以及兵荒馬亂,使百姓常處於飢餓的狀態,有飯吃,不僅是對人之基本需求與尊嚴的奉行,更是希望能過平靜生活的一種渴求,不談遠的,近代中國就充滿了戰火,包括清末民初的列強入侵、軍閥割據、國父革命、日軍侵華、國共內戰等等,中國幾無寧日。

  對小老百姓而言,平凡的生活不再是理所當然,更不是卑微,而是一種不容易獲得與保存的「人人都有飯吃」的奢求。

  「人人」也代表了平等。在自然界中許多的物種都會在群體內執行涇渭分明的階級制度,在獅子的族群中往往是由一隻雄壯的公獅子,數隻母獅子,以及幼獅所組成,絕大多數的打獵活動是由母獅子們合力進行的,但是,一旦獵得獵物,卻由公獅子先享用,之後才是母獅子,而小獅子只能吃殘羹剩菜。

  公獅子是靠其力量取勝,而享有控制權,等此公獅子逐漸年老時,徘徊在附近的年輕力壯公獅子逐漸挑戰此公獅子的領導地位,直到有一天,此公獅子自知大勢已去,自行離開母獅及幼獅。

  而已在附近覬覦多時的年輕公獅子立刻進駐,之後的舉動就令人嘆為觀止,這隻新獅王在短期內撲殺所有的幼獅,母獅子雖然全力保護,無奈敵不過公獅子,只好任由公獅子將自己所生的幼獅全數殺死。

  死了幼獅的母獅在短時間內又開始發情,於是新獅王得以將其基因繁衍下去,其代價是舊獅王基因的消滅。

  獅子的行為展現出多數哺乳類動物一種很自然的傾向--階級制度。獅子並非生而平等的,而是有嚴密的階級制度,而勞務的分擔也因權力大小而不同,母獅子負責大部分的狩獵工作,而獅王負責基因的傳遞與改造(透過優勝劣敗的爭鬥過程)。

  在動物的世界裡,從來沒有平等的概念,在未來也不可能演化出平等。

  那麼在人類的世界呢?共產主義的基本信條就是平等,「人民大食堂」、「人民公社」、廢除私有財產制等等諸多的措施,就是平等理論的實踐。

  但人並非生而平等的,平等並非自然,不平等才是自然,基因本身是自私的,在不平等的對立中,才能篩選出適合生存、進化的基因,強化人的生命力。

  爭取平等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很喜歡僵化的將人劃分成兩個階級:資本家與勞工階級。這兩個階級永遠是衝突、對立的,因為資本家為了增加利潤(剩餘資本),一定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勞工,例如延長工時、污染環境、或降低作業成本以及提高商品價格。

  勞工階級感覺到長久以來生命受壓迫,又無法掙脫的無奈,如同鐘錶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機械式的運作著,生命就在指縫間流過。

  直到,有一天,勞工階級幡然醒悟,理解自己的遭遇,聯合龐大而一如散沙的勞工們,打倒資本家,從而做自己的主人。

  這樣的意識型態源自於善意的無可厚非,在中國千百年來的官宦政治中,人民在長期的專制壓迫下,匯聚成一股驚天動地的反彈力量,終於在中國的共產革命中開花結果。

  只不過,這樣的改革運動是難以想像的激烈的,如同隱藏在天際與大地的能量,因為大氣的足夠溼度,而交會成一聲巨響及劃破天際的閃電一般的驚人。

  當資本家(士大夫階級)與勞工(農民)千百年來所積怨的能量,透過共產主義所提供的大氣溼度情境,終於爆發驚天動地的電光火石。

  影片中龍二被群眾鬥爭,當場托出去,五槍斃命,是這樣既壯烈又無情的反射,就像剛取得領導權的年輕公獅王,必須殺死前獅王遺留下來的幼子,以繁衍自己的基因一樣,看似無情,其實自然。

  這樣的法則,雖然對那些被殺的前獅王幼子,以及幼子的母親而言,是極端殘忍的,但是,另一方面,卻對整個獅子種族的提昇有利,確保年輕力壯公獅子的基因,可以遺傳,總體而言,有利於獅群的進化。

  我想,共產政權所搞的一些群眾鬥爭大會,以及許許多多明的、暗的(恐怖)控制手段,都能以這一個理由予以合理化,可以簡單化約成:犧牲個人,成全群體。

  只不過,這「群體」是否真的是由多數的個體所組成,或僅是代表極少數,在權力核心中的個體?

  龍二的死,真的是死得其所,成全了多數的個體?或僅是中央權力鬥爭中,少數幾人權力爭奪下的代罪羔羊?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裡,只怕許許多多老百姓最大的幸福就是安安穩穩的吃一頓飯,對那些無端捲入歷史巨輪底下的小老百姓而言,飢餓是共同的集體焦慮,而填飽肚子,則為共同的集體潛意識。

  當家珍與福貴在生產室外等待鳳霞生產時,兩個人開始閒話家常,家珍有些擔心的問福貴,鳳霞所生的孩子會不會是啞巴?福貴答道,不會!鳳霞又不是天生的啞巴(鳳霞小時候因為發燒而變啞)!

  沒有這層擔心,家珍又問,孩子會不會瘸腿,福貴不耐煩的回道,二喜是因公傷到腿的,不會遺傳。

  當然這段對話,只是博觀眾一笑,家珍早就心裡明白,這些因外在環境所產生的傷痕是不會遺傳的。

  福貴說,不如就趁此空檔,想想如何幫這孫子起個名字,機靈的家珍,看到正在狼吞虎嚥吃饅頭的婦科王斌教授,心血來潮說:不如叫「饅頭」吧!

  福貴一時不明就裡,覺得「饅頭」不是一個好的人名。家珍解釋說,先幫孩子取個不顯眼的乳名,這樣閻羅王的簿上就不會有孩子的名字,那麼勾魂使者就找不到孩子,等孩子平安長大,再取個正式的名字。

  在當年,恐怕要將孩子平安養大,也不是容易的事,將孩子的乳名命名為「饅頭」,是否就是父母心中期待有飯吃,孩子能平安長大的一種潛意識的投射心理?

 

名字

  這樣的投射是有趣的,中國人的命名,常出於一種期待,而這期待恰好就是父母某方面的不滿足,例如為這女孩命名為「招弟」,那麼她的使命就是為父母開啟運道,在導入一個弟弟,以利香火的傳遞。劇中男主角取名福貴,可能是他父母希望他既富且貴,一個屬於舊傳統的思想(對共產黨而言),只不過事與願違,福貴最終只落個「都市貧民」的下場。

  當年福貴賭光家產,家珍負氣回娘家待產,後來因為知道福貴不再沾染賭博,就帶著女兒,及剛出生的兒子回家,看到家珍回來了,福貴喜出望外,連忙問家珍這孩子叫什麼名字,家珍答道叫「不賭」,起先,福貴及家珍的婆婆一臉的意外,隨後,福貴即滿懷歉意的說:「不賭好,不賭好,之後,我再也不賭了!」

  家珍的婆婆問道,這孩子真的叫「不賭」嗎?家珍才頑皮的答道,這只是我開玩笑的,這孩子叫「有慶」,此時,福貴又附和著道:「有慶好!有慶好!」

  在重新面對家珍時,福貴背負著過往重重的內疚感,自然地表現出乖順、附和的態度,在心理上,福貴是縮小了,而家珍放大了。

  家珍開玩笑,信口拈來,將孩子命名為「不賭」,其實就是對福貴戒賭的一種期許的投射。

  可見父母對孩子的命名,往往是父母自己心中願望的投射。

  對於吃飯這念頭的投射,可以牛鎮長的一番話來加以凸顯,一天,牛鎮長對著眾人宣告,為了讓人人有飯吃,即將開辦「人民大食堂」,到時大家就可以過著:「肉呀!魚呀,撐死咱們!」的生活,牛鎮長的一番話,確實切入民眾的潛意識中。

  福貴的孫子「饅頭」,具有三點象徵意義:(一)民以食為天,人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不是理想,而是存活(吃);(二)存活並非易事,按照家珍的說法,給孫子起個微不足道的小名,在其成長的過程以此小名稱呼他,可以讓孫子的名字不被列入閻王爺的生死簿,如果有什麼意外,也因為名字沒有在生死簿上,而使勾魂使者找不到。這樣的觀念雖然迷信,但是,在潛意識中卻反映出對小孩夭折的恐懼以及無奈,有病時也很難有可靠的醫療系統加以保護,在當時,偏遠的農村,醫療系統不健全,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尤其,當政治力介入醫療體制,紅衛兵小護士取代專業醫生,更對照出荒謬與無奈。(三)饅頭是劇中唯一未遭受苦難者,一方面由於時空變遷,政治熱潮逐漸消退,大眾已由政治的燥熱之中覺醒,而逐漸專注在經濟的改善,而饅頭得已過較好的生活,二方面,也因為其年紀尚小,不至於遭逢重大的波折,無論如何,饅頭是純真的,象徵著苦海中的世外桃源,這朵花,看來無憂無慮,是由先人眾多的苦難灌溉出來的,其中包含了鳳霞與有慶之死。

  「饅頭」象徵著傳承,日子會越來越好,光明的到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實踐。

  我們不知道「饅頭」長大之後是否會重複其舅舅(有慶)或者爺爺(福貴)的後塵,生命總是充滿著各種驚奇,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而且,影片似乎也在暗示著,會越變越好,這樣的期待,可以由影片中福貴對兒子與孫子有關雞長大了變成什麼的問答中流露出來,福貴認為雞長大了會變成牛,而牛長大了,不再是共產主義,而是「饅頭也長大了!日子會越變越好!」

  也許,人們的存在,在困苦中掙扎,全是為了「日子會越來越好!」的期待吧!

 

傷痕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張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在歷經歲月的磨難之後,哪一個人不是千瘡百孔?鳳霞為什麼變成啞子?什麼時候開始說不出話來,難以傾訴心中的委屈?成為小孩子們捉弄的對象?

  原來,當年福貴莫名其妙的捲入國共內戰,被雙方的軍隊充作民伕,而離開家,整個家庭的重擔,就落在家珍身上,為了照顧臥病在床的老母以及孩子,以幫人送水勉強糊口。

  然而,隻手難以撐天,鳳霞某次得高燒,連續七天七夜,燒退後,竟然也不能說話了。

  國共會戰後,當福貴歷劫歸來時,走到家門口,看到鳳霞在收集熱水瓶,福貴高興的叫道:鳳霞,我是爹啊!鳳霞,我是爹啊!福貴高興的叫著,但是,起初,鳳霞還沒會意,後來,才猛然會意,理解地傻笑著。

  這時,家珍正從外頭回來,久別重逢,恍如隔世,夫妻相擁而泣。

  福貴驚訝的問家珍這孩子怎麼就啞了呢?家珍將發燒的事告知,並且自我安慰的說,這孩子能存活下來,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人如果要走出傷痛,就必須要有這樣的慶幸,慶幸自己雖然失去很多,但仍存活著。

  雖然這樣的存活是帶著傷痕,但如果要活下去,就必須接受它。

  鳳霞變成啞子,是一道明顯地、永恆的印記,在福貴的心中,尚有一道傷痕,那就是,當時母親臨終時,他正在給解放軍表演皮影戲,無法回來為母親送終。氣息奄奄的母親,在臨終前還望穿秋水的認為福貴會回來。

  這兩件事將是福貴心中永遠的痛:無法為母親送終,以及鳳霞成為啞子。對於無法為母親送終,福貴仍然自我安慰說:「算一算當時正為解放軍表演皮影戲,就當做為娘演的吧!」

  自我安慰就是自行療傷止痛,就像動物以其舌頭舔舐傷口一般,對於時局的暴君,平凡的人是一點也無招架之力,憤怒、哀怨對於傷口沒有任何療效,只有自我安慰才能讓傷口停止淌血,就讓時間去治療吧!

  對那些無法挽回的事,除了接受外,還能做些什麼?這傷痕是曾經掙扎過的遺跡,就像是刻劃在臉上的皺紋一樣,再怎麼抹也抹不掉。

  過去,不是說忘就忘,總會留下些什麼!人必須帶著傷口往前行,不管願意或不願意,人的韌性也就表現在個人與其傷痕相處的態度上,不要時常注視這傷口,去刮它、動它,否則這傷口不容易癒合。

  而人的療傷止痛必須有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面對自己,接受自己的宿命,就像動物必須針對自己的傷口舔舐一般。正視自己的傷口而不是迴避,正視不是時時刻刻地、鑽牛角尖般的注視,這樣的注視,只會越咀嚼越嚼出苦味。

  接受是一種宏觀的視野,從而跳脫傷痛的巨大引力,而由時間的長河以及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原先的問題,試圖賦予受創之後的自我,一種更新的力量,例如蛇的脫皮。

  如實的面對黑暗才能引進光明。

  人的經驗並非絕對的,白色的物體,在完全沒有光的反射下,看來是黑色的。經驗是人的心境與環境互動下的產物,人是可以透過心境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經驗,被強迫當兵伕、女兒變成啞巴、無法替老母送終等等,在本質上都是令人難以承擔的失落,是福貴生命中的烙印,但,至少還活著,對照那些禁不住風雨催折的人而言,能活著,就是不幸中之大幸,這樣的想法,讓歷經磨難、忐忑不安的福貴,終於可以靜下心來。

  人注定與其傷痕並存,就像是都市人必須習慣於噪音一樣。

 

顯微鏡

  為了強調平等性,而且是屬於平民的平等性,共產政權必須用顯微鏡將地主與平民間的差異刻意放大十倍!不,數百倍!使兩者的不平等看來如此的巨大,以及如此的截然分明,這樣的對比,才能使大眾的心靈「淨化」,使原本的懷疑者、同情者以及有理性的人,逐漸喪失其免疫力,而全然地接受共產黨的理念與宣傳。

  而龍二的人民公審,就是擴展此種二分對立的實踐。龍二被迫背負過往的千年的「地主」的所有罪愆,其本人的存在,已不再是「人」而是最無可赦的「罪人」,於是,他被推上鬥爭台上,被數百個鎮民一寸寸的撕裂,人民只看到顯微鏡擴大小龍二的惡,憐憫是不可能的,顫抖的,咆嘯的,憤怒的,是旁觀者的靈魂。

  馬克思就是利用這樣的二分法來凸顯黑與白,想建立只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想國,殊不知,人性本來就不是徹底的,不徹底就不可能進化到「理想國」的完美,在顏色上或許有黑有白,但是在人世間則不可能有絕對的黑、白,只能有相對的,且變動的黑與白。

  「絕對」只是一種一廂情願,其本質是荒謬的。

 

不徹底

  人喜歡黑白分明、非對即錯,馬克思的思想就是將人劃分成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錯與對、黑與白,凡屬於資本家的都是錯的,必須消滅。

  當春生無緣無故的被打為「走資派」之後,福貴的女婿萬二喜警告福貴要與春生「劃清界線」以免遭受池魚之殃,福貴答道,一直都與春生保持距離,因為家珍一直都沒有原諒他(春生意外的撞死福貴兒子有慶)。

  這樣的二分法將人硬梆梆的撕裂,可,人是不徹底的,在好中有壞,在壞中有好,對某人好,對某人壞,在善與惡之間,存在著無數的灰色地帶,錯綜複雜。

  其實,福貴與春生間的距離是有的,但永不可能「劃清界線」,你是你,我是我,人們雖然相互指責著,卻仍必須相互依存著。

  也許,當年龍二被打成走資派,被群眾批鬥,被五槍斃命,雖然是政治意識型態下的犧牲品,同時,也是人自私、偏見二分法、盲從與落井下石等人性劣根下的代罪羔羊。

  世間的萬事萬物並沒有絕對的,包括所謂的「真理」在內,錯只錯在我們自己相信絕對,而且只有自己的想法是絕對的。

  牛鎮長對鎮民說,即將開辦人民食堂,到時候肉呀!魚呀!撐死咱們!就是要大家「絕對」相信共產主義願景的實現,近在咫尺。

  而福貴對兒子(有慶)的談話,也反映了此種絕對相信的心態:「雞長大變成鵝,鵝長大變成羊,羊長大變成牛,牛之後就是共產主義」。

  直到福貴歷經滄桑之後,看透世間的種種虛妄,才由絕對論者改為懷疑論者,我們可以從他對孫子(饅頭)的談話中,看到這樣的轉變:「雞長大變成鵝、鵝長大變成羊、羊長大變成牛、牛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

  能夠不對未來預設立場,在每個當下盡力而為,就是一種豁達。

  文革時期的婦產科王斌教授,似乎也是二分法下的犧牲品,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裡,儘管他多年來作育英才,也可能親手迎接許多新生命的降臨。王教授過去的種種作為,或善或惡,在政治鬥爭的滔天巨浪中都不受用,一概被打翻。政治的絕對,淹沒了一切,在這潮流中,僅看到一片汪洋,看不到凸起的岩石,也看不到凹陷的山谷。

  表相不等於實質,我們常以自己的觀點去詮釋萬事萬物,難免產生偏見。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一群非洲小孩光著身體,在地上哭鬧著,不等於他們在受苦,反而是我們自己在受苦,我們以自己的存在境遇來解讀非洲小孩的處境,會覺得他們沒衣服穿、沒東西吃是可憐的,而醫療與衛生水準也不足,死亡率大增,為此,我們發出悲憫心。

  其實,他們生來如此,如果沒有「文明」世界的關照,他們早就接受這樣的存在為一種「自然」,即使沒有文明社會的汽車、洋房或行動電話,相對地,也沒有隨之而來的物質慾望與噪音的干擾,以及為填充慾望而衍生的煩惱。

  有時候我們的煩惱還更多,活得更不快樂、更不自在。文明人偶爾出現一下,伸出援手,之後就走了,對那可憐的非洲人,給他們帶來希望又破滅,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反而,受援者因為曾接受過幫助,在念頭上起了變化,因而升起一種卑下與期待的煩惱心。

  人的心本來平靜,卻因為與別人對比而產生波瀾,雖然,人是社會動物,個人的存在,無可避免的,必須與其他人建立形形色色複雜的關係,以別人來定位自己,但此種關係是既相依又相剋的。

 

賭債

  共產主義的最根本荒謬就是想斬斷人性自私的天性,而強力的重塑其只有群體性而沒有個別性的企圖,這樣的實驗注定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違反了自然法則。

  共產黨的黨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就是要完全推翻自有人類以來,親子間的依存關係,由黨取代父母的地位,或許未來科學的發展,真的有能力,也有必要以機器來取代生物性的父母,在廣闊的宇宙中的某些角落,嚴格而快速的「生產」人類,但目前,仍無法推翻此一自然法則,儘管人深受自私的毒害,但再強大的政治力,再高遠的理想都無法翻轉親子間的自然關係。

  父母與子女間是終身的相互依存,孩子需要父母,就如同父母也需要孩子一般。父母的養育之情固然偉大,不過,那只是生物上的自然現象,不,應該說有些自然、有些不自然的現象。

  不自然的地方在於有眾多的人為干預,有時候不許父母隨意的表現出教養歷程中的煩悶、無助、厭惡等負面情緒,有時候又要求父母盡力的看護小孩,將小孩深鎖在親情的枷鎖裡,永遠在父母的樹蔭庇護下,而鮮少接觸到陽光。

  雖然我們很想將父、母的偉大加以理想化,但現實存在著複雜的變異。

  我們藉影片來檢視福貴的親子關係。福貴的父親徐老爺子,當年是地方聞人,賺了不少錢,可家道中落,財產不斷的流失,最後僅剩一院房。

  徐老爺子當然也希望福貴能有所長進,繼承家族的優秀傳統,只不過,事與願違,長大後的福貴遊手好閒,鎮日徘徊於賭桌上。

  有一天,當福貴又如往常一樣,在賭場混了一天,大剌剌的被傭人伺候背著回來,徐老爺子不禁悲從中來,大罵:「你這混蛋,除了賭,還能做什麼?」福貴一臉不在乎的反駁道:「當年這徐家的大宅院,怎麼只剩下一院房了?」,「沒有當年的徐大混蛋,怎麼會有我這小混蛋?」

  福貴的反譏,真是理直氣壯,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當年的徐老爺子自己也一定不爭氣,在冥冥之中示範福貴生命中另一種散漫的生活型態。

  人喜歡埋怨,埋怨自己的時運不濟,埋怨從前物質缺乏,沒有好好的接受教育,或埋怨父母的不關心、離異等等。

  心理學裡的「精神分析學派」演化成絕對論者,認為人現在的偏差行為,都可以從過去找到蛛絲馬跡,是由遙遠的過去的種種(創傷)經驗,以及由遺傳所承接的本能,逐漸發酵,演變成今天的頹廢,如果能夠藉由長期的晤談、催眠、自由聯想等,找出現在與過去的聯結,就可以使過去所累積的不好能量,找到一個渲洩口,從而改正目前的偏差行為,這樣的過程稱為「頓悟」。

  無可諱言的,人的現在一定有過去成長的軌跡,這列火車,是由過去駛來,當然,其行進的方向也會受到過去所累積的慣性影響,但,人的理解、智慧與意志,是可以更動火車行進的方向,人必須覺醒,反省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的聯結,是否有益,並且,為自己現在的成長狀態肩負起完全的責任,是好、是壞,都對自己的過往坦然地接受,只將目光集中於現在。

  福貴之不務正業,成為眾矢之的,老爺子與妻子都在叨叨唸唸,福貴只是兩手一攤,以不變應萬變,除了父親的「身教」影響外,福貴母親的縱容也是有關的。當福貴從外面回來,老爺子已經端坐在廳堂等著他,對著他破口大罵:「你這小子,除了會賭之外,還能做哪一檔事?」福貴立刻反擊道:「沒有老混蛋,怎麼有小混蛋?」好在,老爺子有點耳聾,聽不太清楚,福貴在反譏些什麼!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福貴的母親立刻用把毛巾,幫老爺擦臉,希望在這用力的搖晃臉部與毛巾的動作中,老爺子可以被搖糊塗,而抖落可能的火爆場面。

  福貴的母親極其驕寵孩子,這也是福貴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方式不一致,也使得孩子有機可乘,父親的力道,本應著力在孩子身上,卻被孩子的母親吸收了,這是一個做父親者的無力感吧。

  當老爺子正在大聲叱喝著福貴時,小鳳霞正在旁邊,她俏皮的說:「爹,爺爺又在罵你啦。」福貴的漫不經心,甚至也不在乎在孩子面前維護一絲絲作為父親的基本尊嚴。

  當福貴將僅餘的一院房賭輸給龍二時,一批人等上福貴家討債,老爺子倒是挺有風度的,對著僅餘的房子被兒子敗光,心痛至極,但也不怪龍二以「非法」手段騙取,反而,很有骨氣的說:「賭債也是債,自古以來,沒有欠債不還的道理。」於是,就按照以往的「慣例」(老爺子與福貴--敗光家產),將這最後的一院房也讓渡給龍二。

  我想,福貴之所以散漫,也是從過去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慣例」中逐漸演化出來的,壞習慣一天一天的養成,就像堤防上的小缺口一樣,如果剛開始的時候,不即時修護,而讓其繼續漏水,總有一天,這缺口會擴大,甚而,引發江河的決堤,到時,就再也無法彌補了。

  福貴的父親能在老年時,眼看兒子一寸一寸的敗光家產,在面對眾人前來這最後的宅院討債時,能咬緊牙關,有骨氣的對著眾人說道,:「賭債也是債,自古以來,沒有欠債不還的道理。」其目的就是告誡福貴,人要活得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對於別人,不論是金錢、情感或其他方面的虧欠,終究是要還的,不可賴皮。

  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怨不得別人。

  福貴的父親之後就氣死了,他不能如願的死在這院房裡,但是他還是以最後的一縷生命,諄諄教導福貴,做為一個人,要活得坦然,死得無懼。

  我們如何看待親情?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有些是好的,有的則不好。而孩子對父母的教導,有時可以理解有時則無法接受。

 

女王蜂

  共產主義想要毀壞個別意識,而創造一個只有女王蜂(毛主席)而沒有其他聲音的集體意識,這樣的社會如果成真,確實是共產,但是個體的生命意義,不再有複雜的變異與自我實現,取而代之的是母王蜂的意志,而此唯一的意志,雖然是個體母王蜂的,卻也是群體的。

  如果完全放棄自我,讓群體來填充,也許活得不會那麼累吧!

  我們可以在萬二喜與鳳霞的婚禮中看到共產主義此種「母王蜂」意識型態的實踐,婚禮的一開始並不是彈奏著「結婚進行曲」,深深的為這對新人祝福,而是,吹奏歌頌黨及領導者的歌曲,感謝國家的陽光普照,這對花草才能欣欣向榮的生長。

  在儀式快要結束時,眾人恭敬的面對毛澤東像,萬二喜高喊著:「毛主席您老人家,我把鳳霞接走了!」儘管這些有部分是形式主義,但卻顯示出當時中共領導階層處心積慮想要以毛澤東取代一切自然根源(包括親情)的「共產」(或獨裁)式思想。

 

熱水瓶

  這部影片中所表現的愛,並沒有震撼靈魂的炙熱,反而,是一種涓涓細流,平淡中嚼出菜香的愛,是平凡的,也是攸遠的。

  這樣的愛,雖不浪漫,卻是相互照顧的恩情,一種,徹底的信任,知道,如果自己有什麼不測,對方都不會離棄,而會拋開一切,來看顧自己。

  這樣的信任當然不是僅透過初識時的熱火,就能煉就出來的,初始時的熱情往往缺乏來自靈魂深處、雙方的契合與理解,因為,此時,雙方仍舊保有相當程度的過去,有稜有角,很難吻合。

  真正的愛是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在衝突與挫折中沉澱出來,在這樣的過程中,熱情與浪漫逐漸蒸發,留存下來的是堅實的責任與道義。

  浪漫是美的,同時也是酥脆的。玻璃式的脆弱是無法抵擋強風的吹襲,外在的環境是殘酷的,愛必須以鋼鐵般的意志加以包藏,否則,極容易渙散。

  鋼鐵的意志,不一定就是硬綁綁的,一種「非如此不可」的執詏,而是該硬的地方硬,該軟的地方軟,軟得不失原則。

  家珍與福貴的相處,表現出中國固有的含蓄,他們表達愛的方式是透過手,而不是口,是在日常生活中行動與細節的展現,默默的付出,盡心盡力的關懷。

  家珍一直是默默的付出,為了貼補家用,天沒亮就起來燒熱水,幫全村的人送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完全不是像現代化的家庭,用瓦斯燒壺開水般便利,而是要找木材,將厚重的木材劈開,到遠處一桶一桶的挑水,把水一瓢一瓢的倒進大鍋裡,眼淚被柴火的煙燻出來了,再裝入一瓶瓶的熱水瓶,然後,走路挨家挨戶的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沒有深厚的愛是無法這樣持續的!

 

漩渦

  許多事情的發生看似偶然,說不出個道理,其實是必然,無法擺脫的宿命。

  當福貴的女兒鳳霞臨盆時,福貴夫婦眼見醫院中充斥著毫無經驗的年輕護士時,便設法將被文革批鬥的婦產科王斌教授「請來」,在產房旁待命,以防萬一。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也看到王斌一副失魂落魄的可憐樣,家珍催促著福貴去探詢一下,問問王斌有沒有什麼需要,王斌表示三天沒吃東西了,於是福貴急急忙忙的,到外頭幫王斌買了七個饅頭。王斌狼吞虎嚥,吞下所有饅頭,噎住了!情急之下,福貴給王斌喝下大量開水,沒想到饅頭加水體積急速漲大數倍,王斌差點賠掉老命,當然,在鳳霞大出血的生死關頭,王斌教授也因為一時噎住了,而使不上力,眼睜睜的看著鳳霞死去。

  人的存在多少受到群體的影響,甚至在某些時候,一個人也可以「忘我」地,只為群體而存在。唯有死亡的歷程絕對是個人的,旁觀者無法代替即將死亡者受苦,福貴夫婦在手術台邊眼看著愛女的生命倉促的消逝,紅色的血液傾巢而出,雖然距離是如此的近,而死亡卻隔絕了他們,留下無限的悵惋。

  後來福貴夫婦到鳳霞墓前拜祭,每一年都帶著鳳霞的兒子(饅頭)一年一年長大的相片。福貴自嘲的說,假如當年不給王斌買那麼多饅頭,假如王斌噎住時,不給他開水,那麼王斌也不會因為肚子太漲了,而一時動彈不得,那麼,女兒也不會死。

  福貴夫婦對當年發生在女兒生產時的眾多偶然中,感到既荒謬、後悔又無奈,如果這麼多的「如果」其中有一個沒有發生,例如:如果不給王斌買七個饅頭而是買三個,如果不給王斌灌水,而是讓他歇著,慢慢消化,則女兒不會死。

  但其中只有一個「如果」是福貴夫婦所不敢提及的:「如果」文革沒有發生,或則,「如果」醫學教授不被打成古老學術權威,而被關在牛棚裡,而民眾還能為自身的安全保有一絲絲的權力,而給予醫生基本的存在尊嚴,那麼,也許,發生在鳳霞身上的眾多的荒謬的「如果」(死亡)就不會發生了。

  其實鳳霞的死,並非完全的偶然,而是無情政治現實中的必然,死亡像隱藏在平靜水面下的一股漩渦,它一直是在那裡的,只要這條河流以及地形存在著,這道漩渦就一直存在著,是水流創造了暗漩,只不過不曉得是張三或李四踩著了而已。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除四舊」,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以及本質上的「唯物論」思想,早已在共產主義中佈下了漩渦,而死亡是一種必然,是演化所必須的攝取糧食,是「成長」的代價,只不過,不知道是誰「偶然」地成為漩渦的祭品而已。

  許多事件的發生看似偶然,也帶來了驚奇,但卻是潮流下的產物,一種極大的可能性,偶然中的必然。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這「偶然中的必然」就比較能夠接近事物的本質,趕於面對「真相」,其實,真正造成鳳霞死亡的,不是過多的饅頭,也不是情急之下幫王斌教授灌水,當然紅衛兵護士目中無人,草菅人命,處理不當等都要負部分責任,但是核心的因素,卻是這場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必然造成血染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