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會」--妳可知道自己的價值？

作者：樊明德

片名：「喜福會」(Joy Luck Club)

片長：131分鐘

導演：王穎

討論概念：「創傷經驗」、「補償作用」、「移情作用」、「象徵」、「溝通分析」、「錯誤信念」、「順從與尊重」、「抽象模仿」、「潛移默化」、「盲目自我」、「根源需求」、「認同」、「反向作用」、「揠苗助長」、「退化作用」、「壓抑作用」、「合理化作用」、「昇華作用」

本片是描述四位中國女性由大陸移民美國，血液中流著過往的傷痛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在美國長大的女兒們所形成的影響與衝擊。由於早年的創傷經驗，母親們的生命意義無法實踐，於是在美國這個男、女平等的國度裡，將所有的期望寄托於女兒身上，希望經由母親的細心雕琢，女兒這顆鑽石能夠在新興的國度裡發光發亮，而不必像古老的中國一樣，必須臣服於男性。

『創傷經驗』

四位母親早年在中國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這些傷痛固然嚴重的傷害到她們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又錘鍊了她們的生命，使更為堅毅也更能洞察身為女性與人的價值，所以才能在女兒們步入母親臣服於男性生命遭壓迫的後塵中，適時的將女兒們解放出來，賦予她們「完整」的生命意義。所以母親們是因為瞭悟本身的心理殘缺，所以才能洞察什麼是完整的人，並且努力教導女兒成為一位自由的人。必須警告的是，本片屬於女性電影，片中所影射的男人多數是只有「獸性」，難免偏頗，男人與女人一樣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

以下我們逐一檢視四位母親的「創傷經驗」以瞭解其生活模式：

case一：母親林多與女兒薇莉

        母親林多的個性堅毅而獨斷，在三歲時就被母親以口頭許配給當地的大家族黃家。新婚之夜才發現雖然自己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丈夫卻是僅有七、八歲的小毛頭，在丈夫還小不懂性事的情形下，多年來他們之間的關係形成同姊弟，在新婚之夜林多暗下決心，她必須決定由別人或自己來控制恐懼，她選擇永不放棄。

        在娘家百般壓迫之下，她心生一計，以老祖宗托夢說她不是正牌媳婦的謊言，離開黃家，重獲新生，在這樣的事件中她學到一個教訓：人只要努力、堅持與不向命運低頭，那麼他就可以突破困境，多年後林多移民美國，生下一對兒女，女兒薇莉在棋奕方面很有天份，屢屢得獎，而且還上了「Life」雜誌的封面，在欣喜之餘，她帶著女兒及雜誌到處向路人炫耀，女兒因為感到不好意思而與母親鬧翻，回家後耍脾氣說再也不下棋了。

        過了一陣子女兒又跟母親宣稱要重新下棋，但林多卻說：妳認為做任何事情都如此容易，今天不下，而明天又要下，沒那麼容易。薇莉在被林多訓一頓之後，從此完全沒有自信，棋賽不曾再贏，於是終止了這項嗜好。

        薇莉後來與一個白人男友同居，希望在結婚之前獲得林多的認可，不料林多卻批評男友送給她的毛皮大衣質料不好，薇莉怒道：妳怎麼可以批評別人誠心送給我的禮物，當薇莉與男友到家中做客時，林多又批評她男友太多的雀斑，胃口奇大無比，不懂用餐禮節。

        薇莉終於爆發滿腔怒火，質問母親為何不喜歡理查（她男友），母親攸攸的說：我當然喜歡他，因為如此喜歡他，才准許他娶我最珍貴的女兒，如果我不喜歡他，我會暗自咀咒他死掉，讓我女兒成為寡婦。

        這樣的場景點出中國人是一個沉默民族的特性，所有的事儘往心裡堆，不公開的說明，以為對方應該會了解，反而雙方誤會越來越深，最後非得經由極端的方式（吵架）才肯把心裡的話與真情表露。

Case二：母親蘇與女兒君：

        母親蘇與林多一樣非常重視女兒（君）的教育，從小刻意培育女兒琴藝，並且相互的較量，看誰的女兒比較有成就，不幸的是君在母親過高的期望與壓力之下，喪失了彈琴的樂趣。

        蘇年輕的時候有一對雙胞胎女嬰，不幸在戰火中，因為目己身染重病，不得不將這對女嬰「遺棄」路旁，多年來她一直為此而自責。

        在蘇去逝後，老友們仍然不斷的寫信連絡，希望能找到當年失散的雙胞胎，以完成蘇的「未完成心願」，皇天不負苦心人，竟然奇跡般的找到，並且在林多的聳恿下，君決定前往大陸與雙胞胎姊妹相會。這樣的情節暗示了一趟尋根之旅，點出本片的論述重點：「根源需求」與文化傳承。

Case三：母親鶯鶯與女兒李娜

        母親鶯鶯早年遇人不淑，丈夫經常羞辱她，在常期的壓力下，有一次在精神失常下竟失手淹死了在浴盆中的小嬰兒，隨嬰兒靈魂的飄逝，鶯鶯也成為沒有靈魂的人，即使移民美國多年之後，仍然會陷入極度的沮喪之中，在症狀發作時，無論如何也喚不醒鶯鶯。李娜時常處於母親病症的恐懼之下，反倒成為母親的母親，照顧母親的生活起居

李娜後來嫁給一位凡事斤斤計較，不知體貼的丈夫，剛開始時，李娜總是逆來順受，但母親看到李娜生活不很樂，日漸消瘦，於是決定解放李娜走出這段不愉快的婚姻。

Case四：母親安美與女兒蘿絲

        安美的母親因為被強暴而被迫嫁給吳清，成為吳清的四姨太。但卻因此而背負了污名，終身為自己親身母親及娘家的人所排斥。身為四姨太，安美的母親是沒有地位的，不但如此，其親生兒子還被二姨太罷佔，有一天當安美得知母親不幸的遭遇時，深表同情，並且質疑常此下去有何意義？經此打擊，母親決定自殺，然後給于安美更堅強的靈魂。在母親自殺後，在絕望與忿怒中安美轉變為無比的堅強，不但從二太太手中「搶回」弟弟，而且迫使吳倩將四姨太扶正為大太太，這次的經驗使安美學到吶喊--不向命運低頭。

        安美的女兒蘿絲，嫁給一個富有白人家庭，犧牲自己的一切，忙著幫丈夫應酬，她答應自己，無論什麼事也無法改變自己或他們的關係，不幸的是，因為蘿絲處處屈就，因而喪失自我，成為一個沒有「個性」的人，也失對丈夫的吸引力，丈夫終於有了外遇，兩人議離婚。

『壓抑作用』(repression)

很明顯地，在古老的中國，女性是沒什麼地位的，只淪為繁衍後代的工具，為了符合社會的規範，最常用的「自我防衛機轉」(self-defense machanism)就是「壓仰作用」。「自我防衛機準」是佛洛依德首先提出的概念，他將人格分為三個層次：本我、自我與超我，本我包含「生之本能」(life instinct)與「死之本能」(death instinct)，兩者都在維持生存。「超我」是個人的「自我理想」(ego-ideal)與良心(conscience)是個人成長的歷程中與他人互動、社會化而成。從「社會互動論」的觀點來看，社會脈絡與個人所處的情境是「超我」的主要意義來源，尤其是在古老的中國，對男性與女性採雙重的道德標準，女性背負更多的道德枷鎖。

從「正功能」來看，「超我」具有減少人際衝突、維護「集體意識」以及引導個人朝向生命的更高層次。但事物總是一體兩面，「超我」亦有其「負功能」妨礙個人或社會生命的情況，從「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來看，其實道德是沒有絕對的是非標準的，從現代標準而言，古老中國對女性的壓抑是不道德的，但當時的人普遍接受這樣的意識型態，影片中可以看到納妾，少女嫁給小丈夫(六、七歲)以便妻兼母職，指腹為婚之後，母親把女兒當成別人家媳婦等種種社會默認的大男人主義，面對這些壓迫，女人應如何回應?社會告訴她要逆來順受，最好將自己的眼睛麻痺，眼不見為淨。

此時的女人分為三種：接受宿命的，選擇順從，常用的心理防衛機制是「自我壓抑」、「自我麻痺」與「自我催眠」(告訴自己沒有丈夫，無法自立或不干涉丈夫是一種美德)，其結局是自我的喪失。另一種人是選擇與命運對抗，正如劇中的林多巧妙的以「祖先托夢」說她並不是真正的媳婦為由而獲得自由(但也可能被排斥)，其餘的人則介於順從與抗爭之間，試圖在壓抑與自由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佛洛依德認為生命前進的動力是「慾力」(libido)，他以「水壓理論」來形容「慾力」運作的情形，「慾力」類似於瓦斯一樣，一點一滴的累積，適當的運用可增添生活的樂趣(渲洩)或生命的意義(昇華)，但如果一昧的壓抑將使瓦斯桶過度飽合而爆炸，片中的鶯鶯一再壓抑自己對丈夫的怒氣(在外面玩女人並且把女人帶回家)，最後終於達到「飽合點」，在精神恍惚中親手淹死小嬰兒，因為這是她唯一可做的報復行為。

人因為一時的壓抑而產生的行為偏差並非不常見，有一則故事敘述古老中國女性過度壓抑的結果：有位老太太年紀很輕就開始守寡，多年後縣太爺為了佳許她的貞節，籌劃設立貞節牌坊的事宜，不料卻發現老太太家的雞舍裡，夜間常有雞隻被殺。剛開始時大家以為是某種動物所為，埋伏一陣子之後發現，原來是老太太在夜間夢遊中不自主的砍殺雞隻，合理的懷疑是老太太壓抑多年情慾的結果。

所以佛洛依德一再的告誡我們要適當的引導「慾力」，引導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渲洩」，片中的男主角們在社會的默許之下得以抒發攻擊與性的趨力，可以過比較自在的生活，但太太們卻必須壓抑自己，仰人鼻息，生命是有殘缺的，但是日常的生活情境中總是對「本我」的渲洩加以重重的禁箇，不僅來自社會上明文規定，也可能來自個體「超我」的檢視，躁鬱的心難以平靜，因此佛洛依德指出數種疏導的方法，其中比較積極的是「昇華」，就是以社會所容許的活動取代社會不容許的活動，將原來富含動物意味的能量淨化為富精神意味的能量。昇華，按佛洛依德原意，強調性與攻擊趨力在本我與超我衝突時，為維護自我統整性所做的努力，是屬於一種潛意識的動機，在此，筆者將其引申、推論到一般衝突或情感的無意或有意的昇華，包括劇中母親們對其母親的愛戀、對中國的「根源需求」以及對兒女的親情。

『象徵』

其中一位母親在離開中國時，只帶著一隻天鵝的羽毛，片子一開頭就在描述羽毛的故事，這就像是有人離開祖國時帶著一把故鄉的泥土，泥土與羽毛都是一種象徵--對故鄉的愛戀，母親希望將來女兒夠成熟，可以理解「根源需求」時，再將羽毛送給女兒，並且告訴她有關古老中國的種種。

而影片開頭的羽毛與結束時第四代在美國出身的小嬰兒前後呼應，象徵古老中國的血脈與生生不絕的傳承，當然最重要的功臣即是女性--女兒以及母親，透過彼此的心心相印，使中國文化得以改造、昇華，在美國這樣一個新的國度裡，賦予新的意義，並且繼續供養中華兒女生命的熱力。

『補償作用』與『移情作用』

母親們早年的困頓總是令人遺憾的，來自丈夫與社會壓迫所產生的怨懟與自卑感是揮之不去的夢靨，然而時不我予，年華老逝，失去的理想已很難在這僵化的身軀中實踐，如今之計，只能從兒女的成就中找到一絲的欣慰。於是母親們在潛意識中產生了「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將原來對自己的期望，全數轉移到女兒身上，此時的女兒成為母親年輕時的縮影，母親們從小就不斷督促女兒學習，希望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不需再仰人鼻息，女兒們在棋藝與鋼琴競賽上的成功，說明女人的智慧不比男人差，仍然是有一番作為的，所以母親的屈辱與自卑終將因女兒的成就而獲得補償。

『反向作用』與『知性化』

照理說，母親們早年的「創傷經驗」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挖掘它只會刺痛傷口，何以仍然懷抱著「羽毛」強調「根源需求」？一個曾經對自己如此不反善的文化有何懷念之處?尤其站在後半生自由平等的樂土--美國來對照古老的中國更凸顯了之間的優、劣性。

也許「根源需求」是基因中早已安排的強大力量，當個人成熟至某個時期，加上情境的啟示，會啟動的一個機制。個體開始問自己：「我是誰？」，過去的我從哪裡來？而未來的我又往何處去。當母親們審視過去時，應該會強烈感受到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所謂的「嘔吐經驗」，這樣的「嘔吐經驗」深深刻畫在母親的心靈裡，它是如何裡克服、發酵而成為一種香醇的鄉土情結？也許「根源需求」的力量除了來自生物方面之外，也在於意識上的辯正：反定自己的根源，就是否定自己。無根那種虛無的感覺，使人觸摸不到「存在」，因此，為了自己的存在，無論根源的好、壞都必需加以擁抱、眷戀。成長的經驗若是幸福的，則自然地將現在與過去聯結，但若成長的經驗是不幸的，則必須加以漂白，在影片中母親們解決認知衝突的方法是採用佛洛依德所謂的「反向作用」，是以相反的態度來對付反面的情緒(明明非常恨卻表現出很喜歡的樣子)，如此方能維護自我的完整性。此外，對於會引發強烈負面情緒的經驗，個體也可以採取「知性化」的策略，純粹使用理性去詮釋過去的事件，例如告訴自己「創傷經驗」是過去女性的共同集體記憶，更何況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應該加以淡忘，同時，也可以參考「選擇性記憶」的防衛方式，選擇專注於快樂的記憶而「動機性遺忘」那些痛苦的記憶。上述種種「心理防衛機制」的目的是在調整母親們的早年經驗使維持「根源需求」的認知平衡。

『他人就是地獄』與『化成』

母親們處於古老中國的情境，女性沒什麼社會地位，萬一碰到一個不好的夫家，則處境堪憐。以影片中鶯鶯殺嬰的個案為例，表面上固然丈夫能為所欲為，操控妻子的一切，但事實則不然，就像我們向牆壁投球一樣，投的力量越大，球反彈的力量也越大。男人們常誤會女人們的柔順是一面不會反彈的牆壁，而是逆來順受的網，用來吸住來自男人的所有壓力。這樣的假設是建立在當女人對男人還存在著有情、期待與依賴的先決條件下才成立，一旦女人對男人死心，則態度可能完全改變，原有的柔順轉為剛強，信任轉為懷疑，尊敬轉為鄙視，自我殘缺變為步步為營，從此匯聚已往所有被壓迫的力量，成為一股驚天動地的反叛。男人會變，女人也會變，世事無常，存在主義認為「我」無時無刻不在「化成」(becoming)之中，我的本質不斷的在變動中，昨天我可以是一張充滿愛心的海棉，今天我可以是滿佈尖刺的刺蝟，所以存在主義明確的指出：〝人本身是一個虛無，除了自由、你與我都沒有既定的「本質」，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你要獲得什麼樣的本質，那要看你怎樣進行你的自由選擇……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客觀條件都不能決定你是什麼人，你始終是一個虛無，你必須不斷地透過你的自由選擇，來完成你的實在，來獲得你的本質，成為你所要成為的人。人存在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固定的本質，這種過程，就是從虛無到實有的自由選擇過程。〞(李傑，民90，p.54)，人就像一根蠟燭一樣，深夜的光是初夜的延續，但兩種光卻又分屬於不同的情境，既相同又相異，存在主義樂觀的認為我們擁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在脫離過去的束縛下，決定自己現在與未來的本質。

但人為何要脫離過去，改變原有的本質？是因為意識到過去的本質有害於生命的「化成」，在鶯鶯的個案中，丈夫沒有平等的對待她，花天酒地，夜不歸營，使其身心飽受折磨，丈夫(他人)就是她的地獄；反過來說，鶯鶯生活不快樂，無法對丈夫和顏悅色，最後奪走小嬰兒的生命，也對丈夫造成莫大的痛苦，所以從丈夫的觀點而言，鶯鶯也是他的地獄。在婚約的規定下，他們心不甘情不願的被限定在一個稱為「家」的地方，彼此「注視」著，將所有的生命力轉化為彼此的傷害。所以鶯鶯與其丈夫以及無辜的嬰兒就是「他人就是地獄」的最好寫照。

「他人就是地獄」這樣的命題源出於沙特的劇作《間隔》，以三位被打入地獄，關在一起的靈魂來影射人世間的「嘔吐經驗」與「無奈」，沙特認為並不是人天性傾向衝突，而是人世間的結構逼得人們不得不衝突(人口爆炸、資源稀少、虛偽意識等)，李傑(民90年)認為：〝「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在西方得到了普遍的共嗚，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就是人與人現實關係的真實寫照。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互相折磨，彼此拆台，嘴上甜蜜蜜，腳下使心機，千方百計地讓對手在商業上失敗，在政治上倒霉，在感情上受騙，從而把自己成功的幸福建築在別人失敗的痛苦之上。……「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也不是要表明人在任何時候都是相互不合作、相互敵視，像狼一樣兇神惡煞地相互撕咬，它只是對人與人基本關係的概括，而並不表示一定要表現為極端的衝突形式。一般人所認為的人際友好形式，如愛情、信任、博愛、友誼等，在沙特的哲學論述中，都不過是人與人衝突關係所採取的特殊形式--不是人想要相互衝突，這種衝突來自於人的存在結構。〞(p.109-110)

上述的言論重點指出人的悲劇不在人性，而在於其所處的存在(社會)結構。在古老的中國裡身為妻子、媳婦是被壓迫的對象，一旦「媳婦熬成婆」時卻轉換成壓迫年輕媳婦的來源，在母親林多的個案裡，嫁給一個小男孩不懂性事，沒有生育，婆婆百般責難，甚至在一怒之下規定林多必須躺著直到生出小孩為止。女人被迫害來源不限於丈夫，而且來自另一個女人：丈夫的媽媽，而這位媽媽年輕時也可能是受壓迫的對象，這就是當時的「存在結構」緊緊的掐住女人，使女人無時無刻被「注視」著，直到生命形將枯萎，不再有被注視的價值為止。

『錯誤信念』

從沙特的眼中來看，人生是一幕幕的荒謬劇，人的生活其實是不間斷的「嘔吐經驗」，我們可以由片中女性未解放前的經驗取得部分的證明。人的苦是在於其存在結構，而此結構必須是由許許多多的有形、無形物件共構而成，方能穿透人的每一個層面。「戲劇理論」創始者高夫曼(Golfman)也持相同的看法，認為人一出生，社會就逐漸建構其角色與劇本，而人只是在社會舞台上，背動的伴演他人為我們所設定的「腳本」，最多，我們只能在不離題太遠的前提下，從事短暫的「即興」演出，稍微喘息。所以我們的無奈在於〝人們永遠被綑綁在印象操縱的車輪上，永遠被限制於情境的桎梏之中，所以人們不得不表演自己生活的悲劇和喜劇，直至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我們永遠無法，哪怕是在瘋狂的時候，逃脫別人的存在；永遠無法逃脫根據別人的期待而塑造我們自己的這種傾向。〞(葉至誠，民86，p.96-97)。在此高夫曼所比喻的印象車輪(別人的期待)就是我們存在結構的一部分，也是「他人就是地獄」的反映。

如果我們進入自己的心靈深處，去檢視那心靈的枷鎖，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造成自己悲劇的部分原因就是自己，因而解放自己，也必須由自己的內心改造開始，心靈的枷鎖來自批判論者所謂的「虛偽意識」、「符應原理」，存在主義所謂的「虛無感」與焦慮、阿德勒的「自卑感」，馬斯洛的「存在需求」、佛洛姆的「逃避自由」等等由心靈與社會交織而成的種種心理衝突，在此筆者引用「理情治療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創始者艾伯特•艾里斯(Albert Ellis)所摘要的「錯誤信念」來說明人的不理性與作繭自縛，這些不合理的信念有：

(1)         個人必須獲得他人的喜愛與稱讚；

(2)         個人必須具有充分的能力，表現傑出，適應良好才有價值；

(3)         有些人是邪惡的，必須受到責難與處罰；

(4)         挫折源於外在環境，個人是無法克服的；

(5)         逃避困難與責任要比面對來得容易；

(6)         人應該要依賴他人，而且必須找到一位強者作為依賴的對象；

(7)         過去的經驗對現在有決定性的影響，人無法擺脫過去事件的引力；

(8)         每一個問題都有正確且完善的解決方法，如果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法，會是一件很糟的事(呂勝瑛，民74)。

艾理斯認為這些錯誤信念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迷障，他建議我們採用「面質」(以理性批判)的技巧予以破除。我們以片中的個案加以面質，還原人性枷鎖的部分原因。

『追求卓越』與『揠苗助長』

許多的學者皆認為人的缺陷既是本性也是未完成性，它會激發我們朝向完美，是珍貴的寶藏。如果一旦一個人達到其自認的完美，恐將鬆懈而敗壞，除非他再給自己找到另一個完美做為再蛻變的目標，當個體不再成長，就走向老化。學者們給人追求完美的動機下不同的定義，內容上容許部分的差異，本質上，卻源於相同的處境：人的不完美以及指向共同的終點：人的完美。馬斯洛說這是人的「自我實現」需求，阿德勒說這是人克服自卑感的「自我超越」(追求卓越)的努力，佛洛依德說這是人克服性與攻擊趨力的一種昇華作用，存在主義說這是人尋求意義感用來填充「人沒有本質」的危機。

片中母親們感應到本身的殘缺，希望女兒不要步入母親的後塵，在新的國度裡能夠型塑為完美的本質。於是從小就兢兢業業的用心培養女兒能力。女兒是母親手上的原木，母親灌注所有的生命力去雕琢它，就像在雕刻，修補殘缺的母親自己一樣，使「不完美」重生為「完美」。這是母親的一種自我實現、自我超越、昇華以及其生命的意義所在。

母親對女兒的期望很高，養成自己一種「完美型性格」，不但律己從嚴，而且也處處驅策女兒努力學習，不可懈怠。母親蘇要求女兒君要不間斷的練習鋼琴，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音樂家。但強迫的結果，反使女兒不喜歡彈琴，在君小小的心靈裡只想證明一點：母親是錯的，自己不是什麼不凡的人，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罷了。即使在君比賽失利，心情不好時，一到練習時間，母親還是強迫女兒坐在鋼琴前彈奏，女兒抗議說：這不是在中國，妳不可以強迫我。母親回答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女兒，一種是順從的，另一種是完全遵守母親指示的。

在這樣的衝突中母親對女兒的信念與堅持反而抹殺了女兒學習的樂趣，擴張了女兒與母親的疏離感，當時小小的年紀無法體會母親的焦慮與期望，學琴本來的目的在怡情養性，但是卻在母親的「揠苗助長」下成為彼此心靈的戰場。

『異鄉人』與『虛無』

母親的堅持是有許多理由的，她們生命中的殘缺，不管是在早年的中國或後來移民美國(次等公民)都使他們感到一種不踏實的「虛無感」以及與他人、社會疏離的孤獨感。簡單說，不管在家鄉或美國，在心理上都以為自己是「異鄉人」，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焦慮，一種「被趕出家門」(dehomed)的災難。Morris解釋此種苦悶的感受：〝他體認到，做為一個異鄉人或做為一個「正式的外來者」(official stranger)，他既不被接受也不被拒絕。他的出現就某方面而言，沒有什麼不同，他要到處去也不礙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會迷失。如果會發生的話，他的離去也是不知不覺的；他所居住的社區對此是完全漠不關心的。我想當他承認這些情況時，必會使他感到某種不安。這不必然是失望，而是沒有「歸屬感」(feeling at home)所產生的不安。〞(黃昌誠 [譯者]，民84，p.36)，筆者以為就是這種「無根」的感覺，使母親們潛意識中追求「根源需求」以及希望女兒能藉由成就，而獲得別人的認同，以解除環境的敵意或冷漠，使所處的存在成為對自己親善，足以認同的沃土。

雖然存在主義認為死亡是最終的虛無，而人是「向死亡的存在」，那種焦慮是難以忍受的，雖然多數人選擇不去面對它，以為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但沙特解釋說「虛無」(nothingness)不必那麼遙遠，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例如回家要開門時發現忘了帶鑰匙，發現自己老婆或丈夫有外遇，發現自己被別人惡意中傷，發現自己生病、債務纏身，發現以前的存有現在都不見了(朋友、經驗、快樂的、悲傷的)。這些「虛無」感迫使人重新反省存在與虛無間的辯證關係。影片中穿插著各種虛無，例如家庭、親情與夫妻之情的破裂，而這些虛無帶來傷感，在悲傷中，人重新勇敢的面對自己，去思考我「存在」的意義，並努力以意義來填充自己的本質。如此看來，虛無與存在是一體兩面，存在最終可能走向虛無，而虛無的覺知則用來喚醒人們思考存在的意義，我們可以說「虛無」對存在具有淨化的作用。Morris說：〝虛無對於存在是一個傷害，但就是由於這個傷害，我們才能更加覺知我們的存在。畢竟，只對存在感到訝異是不夠的，還要加以了解。就此關聯性而言，這種甜甜圈餅的隱喻，也許有點繁瑣，卻可能具有啟發性。虛無即是那個洞，當然沒有甜甜圈餅就沒有洞。但是務必記得，沒有洞的話，就不是甜甜圈餅了。〞(黃昌誠 [譯者]，民86，p.32)也就是這種「虛無」的缺陷感，指向「存在」的可能性。

產生「虛無」的原因來自主、客觀的條件，而感受虛無的卻是獨一無二的自己，是個人賦予「虛無感」某種「存在」的意義。佛家說：「人生如夢幻泡影」，各種有形、無形的最終都將變化、消逝，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如果人生的一切，到頭來都是一場空，那麼我存在的意義為何？影片中薇莉，剛開始時為了取悅母親，甚至嫁給一個中國人，這就是她年輕時的生命意義，但最後卻弄得離婚收場，母親怪罪於她，原來的存在又轉變為虛無。人對虛無的覺醒刺痛其深層而麻木的核心，那就是對生存的無意義感，不重要感的一種焦慮。

『合理化』

影片中母親們對女兒的訓練是嚴格的，當然她們也知道女兒不喜歡如此嚴厲的管教方式，因此而造成母女間難以忍受的張力。但母親們的心是硬的，因為她們有好理由：個人一定要獲得他人的喜歡與稱讚以及只有當個人有充份的能力完美的表現時才是有價值的，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母親與女兒可以犧牲較不重要的生活事件，集中生命力以實踐這些理想，當薇莉贏得棋賽而上了雜誌的封面時，母親林多高興的沿路向人炫耀，在潛意識中即在獲得他人的讚賞，羅絲卑躬屈膝，處處為丈夫而犧牲自己，目的也是希望能獲得丈夫及其家人的讚賞，只不過一再放棄自己的結果，卻喪失個性，變得相當的平凡，使丈夫覺得無趣。在羅絲、君、薇莉與李娜的心目中，母親都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母親林多對女兒的一個眼色就可以讓成年的薇莉退回四歲，薇莉做任何事都希望取得母親的贊同，即使已成人亦會考量母親的意見。從佛洛依德的觀點而論，母親就是女兒超我的化身。不管母親或女兒都希望取得他人的同意或贊賞。危險的地方是，為了取得他人的贊同，犧牲部分自我甚至全然的放棄自我在所不惜，其中涉及他人期望的合理性以及自身能力的有限性(無法面面俱到)，依艾理斯的說法，處處滿足他人期望而喪失自我是一種對自己沒有「真誠一致」的行為，自己為別人而活。

女人的宿命與「頓悟」

母親用心的培育女兒，希望女兒能逃脫古老中國女性被異化的宿命，結果卻出乎意料，女兒們仍踩踏著與其母親及祖母們相同的步履，背負同樣的枷鎖。當母親安美看到女兒羅絲為了家庭處處屈就、犧牲奉獻，結果卻使丈夫認為她的犧牲是理所當然的，而她的愛也不如丈夫的愛來的貴重，此時安美有感而發的說，女人總是重複相同的宿命，我母親生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價值(生前為四姨太)，直到死前才了解，但已經太遲了，現在，就看妳是否一樣太遲才會了解自己的價值？

雖然母親們極力給予女兒一個優良的成長環境，但是女兒們卻默默的從母親身上學習到來自古老中國女性的卑下氣質，這是班都拉所謂的「觀察學習」與「抽象模仿」，是由母親的眼神、互動以及說話時的內涵所傳遞的，母親不自覺的散播卑下的女性意識，而女兒在長期「潛移默化」的薰陶之下也內化到自己的潛意識中，所以當林多質疑女兒不知道自己的價值時，羅絲回答說：「I learned it from you」(我從妳那兒學的)。

背負過去創傷經驗，母親當然知道喪失自我的危險性，母親安美告訴女兒羅絲要了解自己的價值，並且勇敢的面對命運的挑戰，母親說出早年的創傷經驗：她的母親(四姨太)為了教導她分辨真、假(項鍊)、堅強與勇敢，最後犧牲自己的性命，給予安美更堅強的靈魂，母親的死亡，使安美頓失所依，但在絕望中卻激發了所有的生命力，她變得無比的堅強與勇敢，最後迫使父親將母親升格為大太太。

羅絲在聽到母親的經歷後產生了「頓悟」，原來她無法獲得丈夫的關愛是學自母親的自憐自艾，不知自己的價值，才會讓丈夫予取予求，而解放的方法則在於重新思考自己的價值，學習母親在絕望中所重生的轉化力量：勇敢與堅毅，這樣的頓悟使羅絲蛻變，由原來的軟綿綿到十足的堅定，生命重新發光發熱，最後得以保住自我以及婚姻，這頓悟完全發自母親對女兒的啟發：「妳可知道自己的價值？」，並且母親破除女兒的錯誤信念：過去的(創傷經驗)是現在的決定因素。

「頓悟」(insight)有許多不同的詮釋，完形主義者庫勒認為人會綜合內、外環境中的各種因素，而(突然)想出問題的解決方法，而非不斷的嘗試錯誤。當我們為重大的問題所纏繞時，不一定引發頓悟，自然的，問題也不構成問題，如果個人欣然的接受女性的「第二性」角色，則「卑下」並不會成為問題。「頓悟」的發生是有相當的機緣--以片中李娜的個案為例：李娜結婚時與丈夫有個約定，基於只要愛但不要錯誤依賴的理由，一切的花費都要平均分擔，儘管丈夫的收入是李娜的七倍半，不幸的是丈夫是自我中心很強的人，不但斤斤計較，而且吝嗇，例如李娜不吃冰淇淋，但是卻也要分擔一半的錢，但是李娜的「私人」物品，例如雜誌(丈夫也看)，衛生棉、婦潔液，則丈夫不付分文，連天氣冷了，李娜怕冷，丈夫也不會把窗子關上。一天李娜的母親鶯鶯到李娜家探視，覺得李娜瘦了很多，李娜故意裝得一切都很好的樣子，以免母親擔心，但母親卻看出一切都不對勁，李娜還是重覆古老中國女性被壓迫，自我放棄的宿命，母親決心解放女兒，她走上樓，打破花瓶，坐在那兒，等著心驚膽跳的李娜前來，開口說：「妳知道妳要的是什麼？」，李娜頓一下回答說：「尊重」、「關懷」，母親說：那麼妳回去誠心誠意的向他要，如果沒有，則離開這個即將傾倒的房子，又說：〝losing him does not matter，it is you would be fond and cherished！〞(沒有他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而是妳自己是值得被珍惜的)，此時的李娜終於頓悟，丈夫並不是她的天，她如水般的卑下只會流向低處，母親幫助她走出思想的迷障：個人應該依賴他人，並且應該依賴更強的人(丈夫)與逃避困難(順從)比面對困難(向命運挑戰)容易。李娜後來離婚，找到一位珍惜她的男人。

在李娜個案中頓悟之所以發生至少有兩個條件：(1)李娜之被壓迫，而此壓迫之劇烈，足以引發李娜心理衝突、自覺與反省；(2)李娜母親適時的啟發，在頓悟之後李娜煥然一新，實踐自己的新生命，我們知道她最終是快樂的。

艾理斯認為人情緒上的困擾多數來自於不理性的信念，這些大多是由個人社會化而習得的，但他也樂觀的指出人天生有頓悟的潛能，以理性來破除迷障，他為個人的生活目標把脈：〝(1)人是自由的，可以界定他自己的本質；(2)培養自己的獨特性；(3)與他人溝通；(4)個人的體驗為至高的權威；(5)除行動外無真理；(6)人可以在努力中超越自己；(7)創造自己的潛能；(8)自己做抉擇；(9)人必須學習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呂勝英，民86，p.88)

佛洛依德對成年病人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症狀(例如：歇斯底里)表面上不明原因，但如果利用自由聯想，催眠或夢的解析等技術深入個案的潛意識中，或許會發現症狀與潛意識中某一個特定的被壓抑的創傷經驗有關，這樣的發現(現在症狀與過去創傷經驗的聯結)佛氏稱為頓悟，例如某人有「恐水症」不敢靠近水，很可能幼年期有溺水的創傷經驗。一旦找到潛意識中的「病源」，則症狀可大半解除，並且伴隨著「渲洩」的效果，積壓多年的抑鬱，如今找到洩洪的管道，一舉傾洩出來，在痛哭與頓悟之中，症狀得以解除。這樣的歷程是需要一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人的靈性與智慧，能夠對自我的殘缺有所體悟，並勇於承擔。

『周哈里窗』與『自我坦露』

君與薇莉從小就是母親向人炫耀與相互比較的對象，長大之後仍不免相互調侃，有一次在聚會中，兩位因為客戶的廣告文案而起口角，薇莉批評君的文案無法被公司接受，因為她的風格就是不夠精緻，再如何修改也沒有用，此時君的母親卻當眾承認說風格是無法教導的，君一定是天生就是這個樣子。在幫忙洗碗盤的當時，君生氣的質問母親怎麼可以在眾人面前背叛她，而且她知道她的一切都達不到母親的標準，還沒有結婚，工作表現也不好，母親知道女兒的委曲並且開導道：我了解妳，我了解妳，那螃蟹，薇莉只吃最好的，而妳卻拿最差的，表示妳有一顆善良的心。

也許君自己都不曉得其實自己有一顆美麗、善良的心，通常心地善良的人比較不會與人爭，用餐時也會刻意的禮讓，因此到最後只剩下較差的螃蟹。當然人性的表現有些是後天環境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遺傳(天性)也伴演著極具關鍵的因素，從母親的眼中來看，君天性善良，是母親知道，但女兒不知的可貴特質。

學者周(Joseph Luft)與哈(Harry Ingham)兩人共同發展了「周哈里窗」(the Johari window)，將自我分為四個向度，成一種動態的辯正關係，分別是「開放我」(open self)、「盲目我」(blind self)、「隱藏我」(hidden self)與「未知我」(unknown self)：      

   自己知道       自己不知

           別人 知道        別人不知  

　

「開放我」是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領域，屬於意識層次，一些明顯的特徵，例如身高、容貌、性別、職業等多屬於此部分。開放我的大小隨個人與情境而變動，保守的人較小，外向的人較大，對陌生人開放較小，對親密者開放較大。

「盲目我」是自己不知道，但旁人卻知道的部分，在君的個案中母親藉由君選擇不好的螃蟹來將君的「盲目我」轉換為「開放我」，並證明自己對君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化解君對母親的誤會，的確，如果母親對女兒沒有愛的話，怎麼能對其了解的如此透徹(連女兒自己都不知道)。造成人盲目的原因很多，前述「虛偽意識」、「符應原理」或是讓情緒淹沒了理性等等都可能使人「雲深不知處」，因為「身在此山中」。但有時會從一些「口角溜言」、不經意的動作、「自我防衛機制」，心理輔導或是靈機乍現等方式而了解「盲目我」。「盲目我」並非都是不好的，只不過從蘇格拉底的角度來看，他希望人應該從徹底了解自我開始，他的名言就是「知汝自己」，當我們對自己的本質有透徹的領悟時，比較不會「盲目」的論斷別人。

「隱藏我」是自己知道，但卻不想讓別人知道的部分，我們有眾多的理由隱藏自己：「印象整飾」、戒心、親密程度、對方是否能理解、接受等等，男女雙方邁向親密情感的關鍵就是告訴對方自己的秘密，越是私密的事情，越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在心理學上稱為「自我坦露」(self-disclosure)，影片中的四位母親多年來一直隱藏早年的「創傷經驗」(隱藏我)，以免給自己及家人帶來壓力，但為了避免女兒步上「第二性」的後塵，遂將自己的「隱藏我」開放，訴說自己早年如何被壓迫，以及如何從壓迫中掙脫出來，希望以自己的親身經驗啟發女兒，也同時打破女兒的「盲目我」(自憐自艾)，這樣的歷程我們稱為「自我坦露」，母親對女兒的隱藏我縮小了，開放我變大了，而女兒的盲目我被打破了，同時也願意與母親分享內心的感受，結果是母親與女兒彼此間的開放我都擴大了：

「未知我」是不論自己或他人都不知道的部分，佛洛依德稱此部分為潛意識，有些學者稱為潛能，是有待發掘的部分，人總是在極端的情境下才能揭露自己「未知我」的面紗，例如在絕望中，重大的意外，長期而刻意的探索(智慧的開悟)，生命的重大轉變或某些不尋常的遭遇(例如集中營、戰爭)，有時我們會對自己或他人的潛在人性感到震驚，它可以是如此的偉大，但也可以是無比的邪惡。

「開放我」、「盲目我」、「隱藏我」與「未知我」的界線經常是模糊不清與變動的，人的意識是唯一的而且像流水般的變動不拘，讓人難以捉摸。常常我們對他人的心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看到的表相(開放我)不等於實質(隱藏我)，即使自己也不見得完全的清楚，還得透過他人的「參考架構」，以及「社會比較」來解讀自己的內心世界。

影片最後女兒們個個在母親的啟發下終於頓悟，「盲目我」被打破而「未知我」宣誓女人與男人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愛與被愛的權力與能力。